鼓舞/激励。老子的鼓舞思想比较隐晦。不过，他还是坚持认为只有物质生活保证了，人民才会安定，国家才会巩固，可以说，物质是保证政治稳定的基础。“甘其食，美其服，乐其俗，安其居，邻邦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老子心目中的理想社会，也许不可以单纯以世外桃源般的社会或仅从精神超越的维度上来理解；其实从中不难看出，只有保障人民的物质生活，政治上才会稳定，他的深意在于，对于当时处于生产力低下的人们而言，是一种莫大的鼓舞和希望。庄子也认为，只有从物质上和精神上鼓舞人民，人民才会安定，并有可能按照统治者的目标和要求去做事。

现代西方管理思想也比较认同激励理论：人除了有经济方面的需要以外，还有社会和心理方面的需要。人们的各种行为，都有一定的动机，而动机又产生于人们本身内在的、强烈要求得到满足的需要。激励理论就是根据人的需要和动机对人员进行有效激励的一系列理论。亨利•默里在《人的探索》一书中把人的需要归纳为30种。他认为，人们的各种行为，都有一定的动机，而动机又产生于人们本身内在的、强烈要求得到满足的需要。现代西方在管理中运用的基本手段与方式就是理性化的利益机制，即以理性的契约来确立雇主与雇员之间的利益关系，通过利益上的奖与惩来激励和约束员工的行为，使其趋向管理目标。

三

诚然，先秦道家管理理念与现代西方管理思想在思维方式和应对模式上还有一定的差异性，主要体现在管理旨趣和管理原则上。

管理旨趣：先秦道家管理理念的价值取向：应是先义后利，先人后己。从现代的观点来看，“利”和 “义”是矛盾的统一体，彼此相互渗透，相互转化，企业经营和激励中的义利观其实也是辩证的统一即对人的管理既要重视物质利益，又要重视精神因素。

西方则认为人是自私的，功利性很强，处处在制造风险，管理者总是想方设法去制约人，使人在为自己劳动的同时也为管理者劳动。由于对人性的假设不同，制度的设计也就不一样，这应该是能理解的，其背后实是文化上的差异使然，这也是我们今天不能把西方管理思想直接搬过来的重要原因。

管理原则：先秦道家管理理念的最高范畴是“道”。“道”本义指道路，后来引申为法则、规律之意。老子把“道”作为宇宙本源，认为万物都由“道”派生而来，而“自然无为”就不仅成为老子的普遍的宇宙法则，也是其管理的最高原则，它具有以下几个比较鲜明的特点：第一，“无为”的原则适用于一切人和事，但首先是对上层统治者，尤其是对君主的要求。实现“无为”的管理原则，是要使社会上的一切人，包括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无为”和“不妄为”；第二， “无为”是一个普遍适用于任何管理过程的原则，不论是政治管理、经济管理、军事管理或社会文化管理，都概莫能外；第三，“无为”作为一个宏观的管理原则，意味着国家对私人的活动(尤其是经济活动)采取不干预、少干预的态度。

与先秦道家管理理念不同的是，以基督教文化作为背景的现代西方企业管理重视和关心的却是最终物的产出、最终物的效益和成果。至于社会的稳定与否，他们认为那不是企业的责任，而应是政府及政治家关心的事。经济管理者关心的是经济的增长和社会财富的积累。只要经济增长了，财富积累了，就是管理者的成功。而影响经济增长和财富积累的主要因素是人与物，物与物之间的冲突，是人、物这两种生产要素或资源的配置失衡所造成的。因此，为了求得经济的发展、财富的积累，现代西方管理则主要依靠“竞争”的理念，采取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自然淘汰的方式，充分依靠和焕发个体的智慧和力量，依靠能力主义作为激励手段。

现代西方管理思想对管理的理性分析格外重视，企业依靠严密的组织机构、健全的控制手段实施目标管理。随着管理思想的不断完善，企业文化越来越被重视，如建立学习型组织的理念，建立虚拟企业动态协作团队和知识联盟的理念，建立知识型企业的理念，重视知识管理的理念等等，可以说现代西方管理思想比较强调追求卓越。而注重文化与伦理鼓舞和引导的先秦道家管理理念则强调追求和谐。“和谐”和“卓越”是两者追求和致思方向上的次序差别，并不存在根本性的冲突或不可调和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