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经》言：“慈故能勇” ，（67章）井口生命中承负着对家庭和友人的道义，对道义的担当意味着他人格的挺立；俗世中最切身最核心的关系便是由血缘和婚姻带来的情义和责任，因而，井口对妻子义无反顾的照看，对儿女饱含深情的养育便是进口勇敢坚决的承担，只是这种对道义和责任的承担背后则倾注了人性柔韧的相通，对友人和同道的感怀也同样让井口柔慈胸怀表达得更为直接坚定；选择即是承担，命运即为现世，处事融入情义，“勇”所具备的存在价值和人性修为便不仅表达了俗世人情的切己相投，更体现了一种超越自我对生命认同的整体意识。

二、当俭朴成为一种生活习惯

为现实生活所逼，井口不得不兢兢业业、循规蹈矩的工作，业余时间决不将生命虚耗在和同僚一道寻欢作乐、纵情于声色犬马之中，于是，被同僚视之为另类。生活困境已经把他逼进了人生的边缘，五十石俸禄中，有二十石是透支的，入不敷出，各种家庭重担尤其是妻子的葬礼几乎榨干了他所有的血肉。

但井口默默承受着命运所带给他的现实处境，安之若命，淡然处之，所有心思围绕着工作和家事奋力打拼，命运一方面框定了他的生活轨迹，另一方面则使他在这一人生轨道上走得实实在在。《道德经》言：“无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12章）在最低限的物质生活得到满足之后，人的心思却容易浮动飘逸，花花世界、靡靡之音、贪图口腹等各种感官欲望和奢靡享受往往容易侵蚀心性、迷惑理智、扰乱行为，从而也就丧失了自我处身立世的根据和生存的意义。“咎莫大于欲得，惑大于不知足。”（《道德经》第46章）

《道德经》同时在正面意义上提出：“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不乱。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3章）实腹强骨即保持身体与生命活动的最低限的基本需要，弱志虚心则在心性境界上开拓出生命意义与存在价值的另一重内涵，精神生命因此超越了物质水平而获得自我的深化提升，虚则是扩充心灵、人我同感、天人合一的途径。

《道德经》十六章提出“致虚极，守静笃”的原则，虚一方面揭示了整个“道”及创生出的“道化”世界包括人类社会和精神活动在源初和终极意义上的虚静纯一状态，另一方面则规定了人的自我精神追求当循道而行，虚涵万物，清静无为，笃定专一，纯朴安宁的日常生活心态。这一道家心境在井口身上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俭故能广”，（《道德经》第67章）井口的生命历程充满人世温情，他近乎“见素抱朴，少私寡欲”（《道德经》第19章）的生活方式在贫乏残破的物质生活之外却充盈了他的精神生命。五代学者谭峭在《化书》中说：“奢者心常贫，俭者心常富。” 《道德经》也说“知足者富，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寿。”（33章）井口的内心温润富足，他在世俗家庭伦理所担待的责任和情义使他一次次度过了生活的难关，在命运的浮沉中稳重自立，把生命推向极致——融入了亲情、友情和爱情及同胞情的深广依托，井口因此超越了单纯的自我，看似无我的平淡琐碎的日常日子却更真实饱满的成就了他广大通透的人生历程。

三、隐士的坚韧和沉寂

影片虽借用武侠题材但并非单纯渲染侠者之义和武者之勇，井口的道家人格形象已经超越了时代和艺术意义。导演对此作出了明确的说明：“武士精神最基本的是忠诚，对信赖的人随时可以牺牲自己，也发展出对天皇盲目的忠诚。我在电影里强调的不是在忠诚的一面，而是侧重在生活中的品质和感情。”

小说中对井口的身份如此界定，“在一个姓松村的一直都是不起眼的无形派武馆学武，年轻时功夫就超过师傅，很有点名声，是无形派高手。” 影片中将井口塑造成一个户田仁斋道场教头的形象。无论是高手还是教头在小说和影片中对其的刻画都着墨不多，在他一贯谦下柔弱的外表将超强的武功技艺掩藏得密不透风，痕迹全无。道家所推崇的高人境界就是清静无为、谦柔处下、藏拙守璞、后发制人，功成身退的隐士。“大隐隐于野，中隐隐于市，大隐隐于朝”，井口一向甘居人后、默默无闻，而在关键时刻或者迫不得已之时又能变被动为主动、以柔胜强的爆发力却更不动声色、撼动流俗地显露了道家的处事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