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留学四川大学时，笔者为了考察早期道教的发源地来到鹤鸣山，在山上斗姥殿前便遇到了杨明翊老道长。一见如故。在了解我的来历和来意之后，杨师父慷慨向我介绍鹤鸣山的历史与现状，并为我细心安排了山上的住宿。杨师父与我的交谈从一开始就有不少“谈玄论道”的成分，而且一种似曾相识的情谊伴随着我们所有的谈话和相处。如此，杨师父和我即成道友。正如南华真人所描述：我们“相视而笑，莫逆于心，遂相与为友”（见《庄子•内篇•大宗师》）。后来，每次我赴川访问，鹤鸣山道观是必到之处。笔者从事道教研究，访鹤鸣山本来是为了进一步了解该山与祖天师张道陵之关系。近几年来，研究重点虽已改变，我还是多次上鹤鸣山，只为拜访杨明翊老师父。

由于我每次在山上的时间都不长，所以对杨师父的身世了解得并不多。我只知师父是盐亭县人，有良好的文化素养和相当可观的武功。因为师父出生的家庭以前被划为“地主”阶级，他在出家之前饱经忧患。师父告诉过我，在处境极为狼狈时他曾到青城山天师洞，并在祖天师圣像前发愿：只要今生获得平反，就出家为道士。愿望得以实现之后，杨师父便皈依了玄门，出家修道，从此投身于道教文化的传承与弘扬。我们刚认识不久的时候，师父是鹤鸣山道观的知客。除此之外，他还担任过盐亭县政协委员、青城山道教学校教务副主任、大邑县道教协会副会长等职务。

杨师父擅长书法，曾书唐代诗人李商隐的名句“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出自《无题》其一）送我，并落款“丙子秋，道源鹤鸣，三无道人杨明翊书赠”。“丙子”是公元1996年，距今已有十四年之久，但杨师父的这一书作经过裱褙之后，现在仍然在我的书房里挂着，以作长久纪念。

在学术研究工作上，我也曾蒙杨师父的大力支持和协助。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我正在搜集有关道教二十四治（早期天师道的传教据点、宗教活动场所）的资料与论著，而鹤鸣山正是二十四治中的“鹤鸣神山太上治”。杨师父当时不但提供关于该山的专著（卫复华编纂《增补鹤鸣山志》、《鹤鸣山资料汇编》等书）给我，还亲自出马，陪我访问卫复华老先生，并且协助我在县城里复印一些古籍资料。回忆当时的情景，我想我们共同出现在县城里时肯定引起过不少人的好奇心。一位素发垂领、神光爽迈的老道长带着一个洋书生到处跑，这在大邑县应该是较为罕见的一幕，说不定还成了一时的趣闻呢！

因鹤鸣山上的天谷洞相传为祖天师张道陵修真之所，我好几次前往天谷洞并在洞内外探索历史与传说圣迹。通天谷洞的山路既远又险，如无人带路，单凭我一己之力实在难以找到。而我每次能够安全到达天谷洞并顺利访古，都是因为杨师父专门安排了本观的道士或居士陪同，使我的考察计划得以圆满成功。总而言之，杨师父对我的种种帮助和支持至今仍令我内心充满着感恩之情。

由于杨师父与我生活在世界的两端，聚少离多，所以还常有书信往来。信中，师父给予了我不少关于人生、信仰和学业的教导。在我怀疑自己能否以外国人身份成为道教徒的时候，师父在回函中鼓励我：“道教的‘道’是无所不包、无所不在，大道无私，不问国籍，不问肤色，都是一视同仁。‘天道无亲，常与善人。’我同意您信中所说的一句心里话：‘我偏偏觉得道教是最适合我的宗教和修行方法。’…… 今天，您不想走弯路，是发心真正地入道时候，您是会成功的。”（2002年10月22日）

再者，当我感到前途渺茫时，师父却肯定地表示 “仍希您一如既往，加强对道教的探讨发掘整理，为道教做出更大的贡献，取得优异的成绩！道教杂而多讹，但是，您必须把《道德经》、《清静经》、《玉皇心印经》、《阴符经》等作修身养性的指南……”（2007年11月4日）杨师父就是这样劝我保持对道教的“学修并重”态度，让我受益匪浅。

不仅如此，杨师父还一直很关心我在鹤鸣山道观里的生活。他总是担心我在山上作客时会不习惯，所以每次都会亲自把一些生活用品、水果和书送到我的房间。近几年，杨师父虽已高龄，但还是保持原来的习惯，令我十分感动。有一件趣事，我想与大家分享：杨师父以前就知道，我常在道观里小睡懒觉，比道众起得晚一些，也不吃早餐。每当我起床之后，在房前呼吸山上的新鲜空气或开始晨练时，师父就会出现，并把一盒热牛奶和两个刚煮好的鸡蛋放到我桌上，让我享用。也许有人会认为老道长只是很负责，接待外宾嘛，做知客的工作做到家了。事实上，杨师父这样做是自发自愿的，不是出于职责所在。而且师父到了晚年已变得沉默寡言，只是借着日常生活中的平凡举动来表示对我的关心，维系我们之间的道谊。这令我难以忘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