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三国时期，从印度传入的外来佛教经一百多年发展，已在中国上层皇族及士大夫知识阶层中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佛教作为一种独立宗教的自主性进一步争强；但因中国传统社会的血缘宗法关系以及在此基础上产生之儒家信仰和主要流传于民间的道家思想长时间对中国传统政治结构及社会风尚的浸润作用，佛教不得不面对中国社会强大的传统力量并不断调整自身的理论概念及传播方式，而来自社会各阶层对佛教的误解、困惑、及驳难又驱使着佛教在教义内涵及名词术语方面作出回应，甚至采取明确攻辩的方式维护自身，以期适应中国社会思想环境，巩固和彰显自身宗教主体性。此时期产生之《牟子理惑论》便是这一儒释道三教论争的产物 。本文通过这一早期佛教论著的文本分析，旨在考察三教论争的背景、主题、内容及为佛教辩护思路，力图阐明这一论争过程中所涉及到的道家（含道教）因素，就牟子辩护视野中的道家地位、教义互证、人生境界乃至谋篇布局等方面做初步探讨。

一、《牟子理惑论》“三教论争”的结构及主题

《牟子理惑论》全文载梁僧佑编《宏明集》卷一，作者题为汉牟融。此论全文包括序、跋、本论三部分。序传部分介绍了牟子的时代背景，个人境遇及著书缘由。后跋部分简要说明了此论在听者中所引起的涤荡思想、皈依佛教的情形。本论部分以自设宾主（一问一答）的体裁拟就了三十八项问答，所涉及的内容相当广泛，为现存介绍我国早期佛教思想状况的重要著述之一。

本论三十八项问答根据主题和内容可大略划分为六部分，即：

1．佛陀形象及佛道内涵。包括第１－４问，第８问，第２１问。涉及到佛陀身世、相貌、神迹及成佛传道经历；佛道内涵及与传统儒家圣人观的关系，佛教传入汉地的背景及时间。佛陀形象是佛教流传的核心信仰之一，对信徒的心理感召和神力吸引发挥着重要作用，而对佛教根本义理的诠释成为了儒释道三家论争的重心。

２．佛教修行戒律与中国传统伦理道德冲突。包括第９－１１问，第１５问，第１７问，第１９问。佛教作为外来的特异文化与中国儒道两种传统文化相遇时难免产生固有的冲突，此种冲突尤其表现在外部行为方式方面，其次表现在国家上层政治意识形态及社会伦理道德的差异。佛教徒捐家财弃妻子，剃头断发，终身不娶，无跪拜祖先及帝王之礼，有违儒家传统仁义思想和孝善观念，以及对容貌威仪容止的要求。

３．灵魂不灭及鬼神观念。包括１２－１３问，第３４问。灵魂不灭是佛教轮回报应及灵魂得救的理论基石，鬼神观念则是儒释道三教及中国传统民间信仰及祭祀传统在信仰心理上的感性认定，缺乏严格的理论证明及经验支撑，牟子以佛教的灵魂不灭及与中国传统儒家祭祀习俗相通说明了灵魂不灭及鬼神之事的合理性。

４．夷夏之别。即第１４问。中国儒家文明一向以天朝上国及优越的华夏民族自居，视周边少数民族为未开化之蛮族，牟子引儒家典籍记载认为汉地未必为天地中央，佛教并非夷狄之术，而是与尧舜周孔之道相并列的平等之思想教义，二者即金与玉、精与魂的关系。

５．神仙及道教长生法术。包括２９－３２问。神仙追求在先秦时期已成为一种明确的学派活动和显明的社会风尚，而道教则将其进一步法术化和神秘化，并建构成自身独特的宗教义理，在中国宗教整体格局中独树一帜；牟子对此也给予了充分的关注和批评。

６．佛教理论撰述形式及佛道的现实背谬。包括第５－７问，第１６问，第１８问，第２０问，第２２－２８问，第３３问，第３５－３８问。牟子就佛经庞大繁杂的经典体系、靡丽夸张的概念说辞，引譬设喻的表达方式，以及佛教谈论是非曲直的辩论风尚，详细答复了时人对佛教“廓落难用，虚无难信” 的指责；同时也解释了佛教虽号称至尊至大却中土未闻、七经未载的原因，对个别沙门道德败坏，行为低劣影响佛道的崇高追求也做了说明。此部分大多针对佛教经典的理论主张及现实信仰活动的逻辑矛盾、理想与现实的差距，理论的共性与个性的差异等进行，虽不涉及佛教义理，但对早期佛教的传播也是一种难以回避的挑战。

以上六个方面的答辩主题，在理论层面关涉到儒释道三教的哲学本体论及宇宙演化学说、人的精神属性、国家政治理念及社会伦理道德方面，在思维层面涉及到神话虚夸、经验比附、经典权威及理性构建方面，而在宗教的价值认定及对儒道的融汇方面则以阐扬佛理、消释疑难、扩大信众为最终目的。牟子认为佛教与中国传统宗教观念及社会思想并无根本对立：其总的思想倾向具有鲜明的佛教、道家、儒家一致，特别是佛教、道家一致的观点 。他说“吾即睹佛经之说，览老子之要，守恬淡之性，观无为之行，还视世事，犹临天井而窥溪谷，登嵩岱而见丘至矣。五经则五味，佛道则五谷矣。”这就充分表露了他撰述此论的价值立场及对道家的重视程度，他还明确宣称“道有九十六种，至于尊大，莫尚佛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