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义理表达方式：

佛教经典体系浩如烟海，博大精深，往往通过引喻取譬的方式阐释佛教义理，但从严格理论推导和论证上，比喻一般而言很难将理论论述透彻，难免有牵强附会、意义模糊之缺陷；有论者就指责佛经学说“不指其事，徒广取譬喻。譬喻非道之要”。牟子则回答：譬喻指义有自身之必要，因为就人人共见的事物，可以就事论实，而对并非人人共见之事物，便很难实事求是的加以说明而求得大家之共识。牟子还引《老子》：“天地之间，其犹橐籥乎。”，“譬道于天下，犹川谷与江海”的以喻作论，论述譬喻并不是徒有其表，而儒家经典，圣人秘要，诸子谶纬，莫不引譬取喻。《道德经》的理论体系有着深刻的理论见识和通透的实践感悟，常以谷、母、盅、朴等比喻阐释道化哲学，比喻已经构成了作为道自身及言说道的方式的合二为一的重要表征和载体。

有时人指责佛经既然已经深妙靡丽了，为什么牟子还要学经传读诸子，牟子回答佛道儒各有各的优长和针对性，应根据时间、场合及学派分疏具体对待。他引老子文：“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而笑之”，阐明学道分为几种层次，而佛教正是勤而行之的至理要道，他正是惧怕自己成为大笑闻道之下士，才不妄自谈论。有人问佛教有大道，但部分沙门谈论是非曲直，而不在具体实践中履行是德行之贱，牟子同样引《老子》：“功遂身退，天之道也”，说明这是老子真正得道之语，大道一言而天下悦，并不需要多加论辩！道已经把人的身体行为作为开显自身之途径，既然道已经显明自身，而人就再无辩论的必要，进而牟子又区分了关于言与行的三种关系：“故能言不能行，国之师也；能行不能言，国之用也；能行能言，国之宝也”。言与行三方面的关系对国家各有其功用，不能一概而论，唯有既不能言，又不能行，才是德行之贱。

7．贬抑道教

牟子虽大量引证《道德经》等道家著作，但对于原始道教和神仙方术却持批判态度。“虽读神仙不死之书，抑而不信，以为虚诞。”道教在中国思想文化传统中的价值自产生以来一直备受质疑和批判，这与道教渊源的驳杂多端、浓厚的鬼神迷信色彩、既功利又玄虚的神仙信仰以及在此终极目标指引下创造出来的一整套神秘法术有着极大的关系。

牟子的学术视野包括了传统儒家诸子、佛教经典以及道家典籍，他对其中所涉及到的神仙之书采取怀疑和贬抑态度，认为神仙信仰及活动与大道不合，缺乏实证经验，“听之则洋洋盈耳，求其效，犹握风而捕影，是以大道之所不取，无为之所不贵。”道教法术也难以通过实践真实性的检验，他曾学辟谷之法，但“行之无效，为之无征”，便废而不学；从学之师“各称七百五百三百岁，未三年各自殒命”，均属虚妄不实、愚弄世人。牟子分析原因在于他们“绝谷不食，而啖百果，享肉则重盘，饮酒则倾罇，精乱神昏，谷气不充，耳目迷惑，淫邪不禁”。从绝谷啖果的极端跳到嗜酒享肉的极端，对人的肉身生命和自然精神是一种严重的戕害。

《道德经》所弘扬的是一种遵道无为、自然随性、纳五谷杂粮以盈己身的养生思想。牟子进而在尊重道家文化的基础上如实表达了合理的生命与养生观念，“吾观《老子》上下篇，闻其禁五味之戒，未睹绝五谷之语，老子五千文无辟谷之术”。针对为道之士所言之“却疾不病，不用针药而愈”，牟子引《老子》反驳到：“物壮则老，谓之不道，不道早已。”一味追求身体年命永存、康泰不朽是违反道律的错误之举，凡背道而行便徒留身体早衰、年命速朽的后果。而“唯有得道者，不生亦不壮，不壮亦不老，不老亦不病，不病亦不朽”。真正体悟道的境界，即是超越生死、泯灭物我、远疾去病的自然无为的生活方式。

三、《牟子理惑论》“三教论争”特点分析

《牟子理惑论》作为中国思想史上一篇重要的宗教论辩著作，拉开了儒释道三教在理论上论争与融合的序幕，有着划时代的重大意义。其中所讨论的问题，大多成为后来魏晋南北朝三教争论的问题，如沙门敬王与袒服之争，白黑论之争，夷夏论之争，神灭论之争等论争主题的先声和雏形。通过牟子的竭力论辩，中国民间社会尤其是知识阶层对佛教的认识程度得到了提高，佛教逐渐摆脱了传统鬼神祭祀、黄老神仙思想及神通法术的影响，开辟了即凸显自身特性又融入传统思想的传播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