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牟子理惑论》“三教论争”主题及其策略所表现出的特点有三方面：

（1）开阔视野，博采众家。牟子的学术背景积淀着深厚的中国传统儒道文化底蕴，他“既修经传诸子，书无大小，靡不好之”，对外来佛教能够站在同样为异质文明的角度加以考察和论辩。他反复强调“见博则不迷，听聪则不惑”，不是就佛教本身阐述佛教，而是把佛教看作至尊至大、人共崇仰之“大道至理”之一具体而独特的表现，因而，“书不必孔丘之言，药不必扁鹊之方，合义者从，愈病者良。君子博取众善以辅其身。”

（2）遵从传统，理性论争。中国传统社会表现出浓厚的血缘亲情及宗法政治色彩，在此基础上决定了儒家文明在中国政治意识形态及社会结构中占据着主导地位。牟子对儒家皇权至上、崇善好礼、重孝讲和的道德规范尽量给予遵从，对佛教修行及戒律与此冲突者尽力作回避或融适性的解释。作为三种宗教信仰之间的冲突和论衡，牟子也并非采取绝对主义的武力护教方式，而是将三者论争的问题逐项罗列、用平和的对等态度与理性的论辩方式开展比较和论争。

（3）融会贯通，实用主义。牟子在文中强调：“道为智者设，辩为达者通，书为晓者传，事为见者明”，尽管其最终目的是为了推阐佛教，但所采取的策略是一种三教融合背景下的彰显佛教，传统儒道文明成为佛教认知及传播的重要参照和互证。同时，就三教各自的宗教特性与存在价值，牟子也并未采取非此即彼、轩轾隔绝的态度，而是以一种延续中国传统注重和合圆融的实用主义态度对其加以择取和转化，“尧舜周孔，修世事也；佛与老子，无为志也。君子之道，或出或处，或默或语，不溢其情，不淫其性，故其道为贵。在乎所用，何弃之有乎！”

注释：

关于《牟子理惑论》的真伪及产生年代问题，自上世纪初以来国内外有学者曾提出不同意见，至今并无定论。任继愈主编之《中国佛教史》（第一卷）认为：“此书不是伪书，它成书于三国时孙吴初期。”（参见该书191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6月第1版。）本文认同这一观点。

本文所引《牟子理惑论》文，均见《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一书（石峻、楼宇烈等编，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81年6月第1版），为避免烦琐，所有引文不一一注明页码。

任继愈主编：《中国佛教史》（第一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6月第1版，第206页。

即三十七道品。安世高译《禅行三十七品经》，内容包括：四意止、四意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觉意、八正道。

参见陈鼓应注译：《庄子今注今译》（上），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83年4月第1版，第90页。

参见陈鼓应注译：《庄子今注今译》（上），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83年4月第1版，第186页。

参见刘文典撰，冯逸、乔华点校：《淮南鸿烈集解》（上册），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89年5月第1版，第227页。

本文所引《道德经》文，均见陈鼓应著《老子注译及评价》，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5月第1版。为避免繁琐，章节随文注明，页码不另注。

参见陈鼓应注译：《庄子今注今译》（中），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83年4月第1版，第602页。

参见刘文典撰，冯逸、乔华点校：《淮南鸿烈集解》（上册），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89年5月第1版，第4页。

参见常秉义辑注：《易纬》，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年10月第1版，第50-51页。

参见常秉义辑注：《易纬》，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年10月第1版，第6页。

参见刘文典撰，冯逸、乔华点校：《淮南鸿烈集解》（上册），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89年5月第1版，第7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