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的《秋水篇》与《齐物论》是“姊妹”篇。《齐物论》重点是阐述“道通为一”的“齐同”思想，即“齐”万物、“齐”是非；《秋水篇》重点是宣传“差观”，讲的是“视野”和“视角”。这两篇文章相互映衬、互相补充，都是在“语大义之方，论万物之理”。

“大义之方”，就是大道的方向和原则；“万物之理”，就是观察、认识世间万事万物规律的思想方法。“道”常无形无名，然真实存在，主宰万物的生化、运成；万物有形有名，虽各有差别，然终不离“道”。用现代哲学的话来说，“大义之方”讲的是“绝对真理”，“万物之理”说的是“相对真理”。庄子的《秋水篇》就是用抽象的“绝对真理”（即“道”）视野去审视具体的“万物之理”（即“相对真理”）。

庄子是如何“语大义之方，论万物之理”的呢？文章一开始，庄子用秋水时至，河伯水神顺流向东，游至北海，与北海若对话的寓言故事，通过北海若之口，先讲大小之辩（主要是讲视野），然后，从不同的角度分别论述贵贱、大小、有无、是非（主要是讲视角），于是得出结论：“无以人灭天，无以故灭命，无以得殉名。”最后的四个寓言故事则是诠释前面所得出的“三无”结论。其文气势磅礴，形象生动，结构严谨，一气呵成，具有强大的感染力和说服力。

庄子所说的“大义之方”就是“以道观之”，即用“道”的视野去看问题。“道”的视野就是“道通为一”、万物齐同。比如，用“道”的视野看“大小”，就是“细大之不可为倪”，“小而不寡，大而不多”，“至大无外、至小无内”；用“道”的视野看“是非”，就是“是非之不可为分”，即“因是因非，因非因是”，“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用“道”的视野看“生死”，就是“方生方死，方死方生”（见《齐物论》）；用“道”的视野看“贵贱”，则是“物无贵贱”，且“贵贱有时，未可以为常也”，“何贵何贱，是谓反衍”。

“以道观之”是更高层次的认识论。在世俗之人看来，“齐”万物、“齐”是非简直不可理喻，往往把它斥之为“相对主义”。这是对《庄子》的误读。相对主义否认事物的差别，但庄子并不否认事物差别。“以差观之”，就是承认差别，只是“差观”没有进入“道”的至高境界。庄子也不是不讲是非，他“诋訿孔子之徒”（《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诘难公孙龙子，就是明是非。不过，庄子是以“道”作为划分“是非”的标准（《庄子•至乐》：“无为可以定是非”），合“道”者为“是”，离“道”、悖“道”者为“非”。他之所以辟儒家、难名家，就是“以明老子之术”（《史记•老子韩非列传》），用“道”“普度众生”。实际上，庄子“道通为一”的齐同思想，是从事物的本原上找根据、从事物发展的全过程把握变化，具有更加广阔的视野、更高层次的视点，因为它超越了物的时空界限、超越了人之功利是非的束缚、超越了人之狭隘眼界的局限。世俗之人由于缺乏“道”的视野，就像河伯水神身处江流、未见大海，就“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为尽在己”。这种固步自封，自以为是的见识，犹如“井蛙窥天”、“夏虫语冰”、“曲士论道”，必然“见笑于大方之家”。

把握了“道”的视野，能使我们能够看清世间的万事万物，明白人生的许多道理，顺其自然而为，消除人生的困惑，不因为物而伤害自己（“知道者必达于理，达于理者必明于权，明于权者不以物害己”）。例如，懂得“量无穷，时无止，分无常，终始无故”的道理，明白“是非之不可为分，细大之不可为倪”，就可做到“得而不喜，失而不忧”，“生而不说（悦），死而不祸”，对个人的得失、生死保持一种平和的心态。 如果不明大道，其视野就要受到局限，因此，庄子说：“井蛙不可以语于海者，拘于虚（同墟）也；夏虫不可以语于冰者，笃于时也；曲士不可以论道，束于教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