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不言”和“无言”也是“卮言”的另一种表述方式。“不言则齐。齐与言不齐，言与齐不齐也；故曰言无言。言无言，终身言，未尝不言；终身不言，未尝不言。”可见自然的宣泄未必借由人世寻常语言，也只有抛弃了主观成见的言说，才可能具有永恒的价值。与卮言不同的是，“不言”和“无言”更多地描述了得意之后与道合一的宁静的状态了，既已忘言，又何必再言呢？既不再言，也未尝不言。这便说的是“大道不称，大辩不言”了吧。

五、庄子“言意之辩”之后

道家出世，超越人的本位而尊崇“道”绝对性。一方面体现了万物根本，开启了形而上的境界，另一方面又为士人开启了超越现实生活的精神境界。因而庄子的“言意之辩”是以对现实的否定和形而上的哲学为基础的。

儒者通过神化圣人来确立自身言说的合法性，并以“圣人”为目标的修身和治世方向，道家则对人的立法秉持怀疑乃至否定态度。《庄子•胠箧》有“彼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则是非窃仁义圣知邪”的社会现象，并将其归为“圣人之过”。既然圣人为世间的立法存在着如此之大的缺陷，又为何一定要盲从而信之？于是道家就将视野转向万物之根本，主张“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从而确立了以自然为人立法的道家逻辑起点。由此出发，不断强化突出“道”的神秘性与虚无性来建立道家思想体系的核心，其过程便是间接地将“道”模糊化、疏远化，以陌生化的效应来提高“道”的境界和地位。世人越是无法直观地感受到“道”的标准，就越是不能凭借言说来把握或呈现它。因此，道家抛弃世俗言语的羁绊，将“得道”建立在否定一切人为之物的基础上，通过“损”、“心斋”、“坐忘”等方式将主体精神“自我解构”，从而不断接近这个遥不可及“道”，并最终以主体内心和主体本身的一无所存来达到人生之最高境界——与“天地之道”合二为一。

当然，庄子所谓的“卮言”，虽为替自然宣泄的不带有主观色彩的表达，但终究是不免带有强烈理想主义的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