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注]

帛书甲本“声”、“芮”、“舆”为“圣”、“退”、“与”的音近借字。乙本第2句最后一个字误抄成前句的“先”字，本来把这字涂掉，再写个“存”字就可解决，但抄写者却把这6字句重新抄了一道，作废的那句又不抹去，文字便多了出来。傅本与帛书基本相同，仅首句将“退”字写成“后”，后世许多版本都是这样，大概为了与“先”字相对。“与”写成“邪”，由于都是问句，可以相通。河上公、王弼本第3句“不”作“非”，只是修辞上的变化；《老子想尔》、遂州碑和敦煌写本，把两个“私”字都写成“尸”，以便与道教“尸解”之说相联系，显然是神仙家所改。

钱钟书引朱熹说，“其言外其身、后其身者，其实乃所以先而存之也，其爱身也至矣！此其学所以流而为杨氏之为我也。”钱氏又说，“不为天下先，正欲后起占先，天地无此居心也；而圣人自命师法天地，亦不揣其本而齐其末矣。天地者，著成坏存亡之形迹，而不作趋避得丧之计较者也。老子操术甚巧，立说则不能自圆也。”

“圣人”仍主要指统治者。本段河上公的解释是“先人而后己者也，天下敬之先以为长。薄己而厚人也，百姓爱之如父母，神明佑之如赤子，故身常存。”薛蕙说，程子讲“老子之言窃弄阖闢者也”，起初还以为然，现在看来，并非如此，本章如不深究其意，就会得出像程子所讲一样的结论；实际上其主旨在于“无私”，“初非有欲成其私之心也，然而私之以成，此自然之道耳”。王淮说，这是“一种谦让、退藏与收敛的精神”。傅佩荣说，圣人的“无私”表现于退让、不争、忘我、随顺上，但结果却是十分积极的；在这里，“成其私”不是“无私”的目的，而是“无私”的自然结果。老子以大智慧悟出最深刻的因果关系，并非为圣人提供什么处世谋略。刘笑敢说，自然而然发生的事物，阻力和代价最小，副作用最少，生命力最强。老子的主张，在世俗旋涡中挣扎的人是无法领会的，“后其身”、“外其身”常常被看作胆小、懦弱、无能，其实却是智慧、毅力、勇气的体现，是超越常规处事的结果。随波逐流不需要勇气和智慧，而不随波逐流倒是很需要勇气和智慧。“无私”之“私”与“成其私”之“私”，意含或所指并不相同，前者是自私自利之心，后者是指个人价值的实现。如果这两个“私”有同一个目标，那就会自相矛盾，或陷入鼓吹虚伪。这种以反求正的辨证原则，自有其普遍性，但并不是可以机械套用的公式，更不是欲擒故纵的阴谋诡计。傅佩荣又说，老子之所以不学万物，而效法天地，是因为他知道，万物经过人的手，作用一定被扭曲。比如一座花园，里面的花卉整齐艳丽，都是人为的设计安排，有什么好学的呢？

王蒙说，不同境界对此会有不同解读。形象工程以无私为表象，以成私为目的。这段话可视为忠言，它的反面解释便是：如果太在意自身，老是锱铢必较，反而什么也得不到；有时越是经营自身，完蛋也就越快。

道经第八章（帛书甲50字，帛书乙51字，傅本５２字）

《帛书甲》上善治水。水善利萬物而有靜；居眾之所惡；故幾於道矣。

《帛书乙》上善如水。水善利萬物而有爭；居眾人之所亞；故幾於道矣。

《傅奕古本》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居眾人之所惡；故幾於道矣。

[校注]

帛书甲本“治水”似乎可以构成一个词语，但与乙本对比，就不难发现“治”字是“佁”的形近借字，而“佁”则是“似”字的古体；“似”、“如”、“若”三字意同可通。乙本“亚”是“恶”的减笔借字。甲本第3句漏一“人”字，除第2句外其余与傅本文同。第2句甲本“有静”，乙本为“有争”，故“静”是“争”的增笔借字，没有问题。但帛书的“有争”，傅本与传世各本皆作“不争”，发生了根本性的分歧，校读者对此有两种意见：一种是，“不争”与本章后文“夫唯不争”遥相呼应，显然帛书的“有”字是偶然笔误，应改为“不”；另一种是，甲乙两本在不同时代抄写的都是“有”，就不能简单定为笔误，可能甲本的“有静”是本字，乙本“有争”的“争”，倒是“静”的假借字，古本的原文本是如此；后人见到下文有“不争”的话，便把原文的“有”改写成“不”，成为今本。这两种说法究竟谁对？须仔细分析。高明据《广雅•释诂》“有，取也”，则“有静”意为取于清静；《老子想尔》、遂州碑、景龙碑作“又不争”，中间“不”字似是增入（如去此字，“又争”可视为“有静”的借字）；河上公注“众人恶卑湿垢浊，水独静流居之也”，很像对经文“有静”的诠释；故不能仅据后文“夫唯不争”一句就断定帛书为误。高明的讨论有理，但举证仍嫌脆弱，如果“有静”即是原文本字，那么甲本后面的“夫唯不静”便不好解释，因此有人认为“静”仍应视为“争”的借字，帛书两本的“有”字都应纠正为“不”。猜想帛书致误之由，或因抄写时所据底本为“又不争”，早已误为“不又争”，因古文“不”“而”二字形近，故即抄为“而有争”。刘殿爵对此提出一种新解，即读帛书“有争”为“又争”，并将此语连于下句，即“而又争居众人之所恶”，虽言之成理，但仍似有些牵强；按下文水有不争之德，怎么又要争居恶地？这个问题还可以再作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