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段文字各本分歧颇多。蒋锡昌列出敦煌写本和三种碑本、五种唐代版本、六种宋代版本、一种元代版本、五种明代版本文字的同异，各有千秋。所异之处，不外乎加不加“以”“于”“者”“矣”等虚字，以及“若”“乃”“则”等字的取用，“寄”和“托”的调换，两个分句是否采取同样句式等等。由此可见，各代注家都有按自己思路修正文本的意图。从复原角度考虑，当从早期的简帛文本为准，以息纷争。

帛书甲乙二本首句皆为“故贵为身于为天下”，楚简残缺，无从核对，从字数看似与之相同。“贵为身”一语，傅本、范本、河上公本、王弼本皆作“贵以身”；《庄子•在宥》所引也是“故贵以身于为天下”，与下一分句词法相似，是否沿下文所改作“以”，比较难定；后人因“于、为”二字义同、互训，涉嫌重叠，或去“于”留“为”，如傅本、范本、河上公本、王弼本，并在句末加“者”字使文意更加明了。或去“为”留“于”，可见不同系统，修改方式亦有不同。

第2句“若可以托天下矣”，简帛两本一致。这里的“若”字，有两种释义：一是作为第二人称，则语言更有人情味；二是理解为“好像”，故傅本（漏一“以”字）将“若”字改作“则”，使语气从委婉变为肯定，文字则类同，《庄子•在宥》所引也如此。河上公本、王弼本亦作“则”，并删去“矣”字，语气更加坚定。河王版本系统与简帛的最大差异，是“托”字与下文“寄”字对调；减字本则无异。此句文字在细节上各本略有不同，有些版本增有“于”字，皆不可从。

第3句“爱以身为天下”，简帛一致。《庄子•在宥》所引多一“于”字，与首句结构相同，或非旧有。简帛“爱以身”与首句词法结构有了变化，必有深意。傅、河、王各本文字虽同，皆加“者”字，应属后起。遂州碑“为”作“于”，有“者”字。

末句帛书“女”是个假借字，其本字有两种复原方式：一是作为人称代词，即“汝”字；一是作副词，即“如”字。甲本下一字作“何”，与前一分句“可”的结构有明显不同，成为问句；则前一字应该用“汝”字，与前句“若”发生显着区别。于是此处两个分句，前一句是肯定语气；后一句是怀疑语气。据此，老子本义应该是肯定“贵为身”，而不赞成“爱以身”，因此两个分句字数也有所不同。楚简两个分句皆作“若”，“可”字皆可读“何”，句末有“矣”字，不仅属于问句，而且还带有调侃意味。《淮南子•道应训》引文带有“焉”字，也有问句性质。按诸本通观，帛书甲本句末无“矣”字，构成两分句的语气差别，应是古本初文。

[注]

王弼注“无以易其身，故曰贵也”；“无物可以损其身，故曰爱也”。

本段理解的关键，是“为天下”的时候，有“贵为身”和“爱以身”两种不同态度。所谓“为天下”，意思就是治理天下，那么“为身”就是治理自身了。甲本“贵为身于为天下”便可以理解为：把重视治理自身的方式用到治理天下上面去；或者说，用治理自身的方式来治理天下，那是可贵的；于是天下大任便能够托付给这个人。“爱以身为天下”意思就不同了，那就是用“爱身”的方式去治理天下，由于“身”与“大患”是相连的，“爱身”的人必然把大患转嫁给天下，将天下大任寄托在这样的人身上，怎能放心呢？

“寄”和“托”的含义略有不同，寄是暂时的，托是永久的。帛书与傅本都将“贵”与“托”作为一个分句，“爱”与“寄”作为一个分句，所以肯定前一分句，而将后一分句加上问号。河上公本正好相反，前句为“贵以身为天下者，则可以寄于天下”，所以他的解释说：“人君贵其身而贱人，欲为天下之主者则可寄，止不可托也”；后句为“爱以身为天下者，乃可以托于天下”，他的解释是：“人君能爱其身，非为己也，乃欲为万民之父母，以此德为天下之主，乃可以托身于民上。”由于文本不同，他不得不增加一些经文所没有的话，说贵身者却贱人，爱身者不是为己，进行曲解。唐李约注补充得更详细：“贵身之人为君，必求美服厚味，则必竭生人之资，人孰不怨？共以天下寄之，非久长也”；“惊宠之人为天下主，既爱其身，则必防其辱，不扰其人，人无不亲附，共以天下托之”。王弼文本与之相同，但他把前后两句解释成一个样：“不以宠辱荣患损易其身，乃可以天下付之也”。老子为什么要重复意思相同的两句话？聪明的王弼却没有去想。此后注家多半沿袭其意，吴澄以为“杨朱‘为我’之学原于此”。蒋锡昌引申其义，将“贵以身为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解为倒装句，即圣人以身为天下最贵之物、最爱之物，既以治身为重，则一切声色货利无动于中，然后可受天下之重寄、托命。高明解帛书“贵为身于为天下”，认为就是“为身贵于为天下”，后句则谓爱自身胜于爱天下，“如此，可以寄天下矣”。这样一解释，老子真成了为提倡自私寻找理由的杨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