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著名词人和词学家沈祖棻先生的文章《东坡与词乐》，谈及东坡词是否协律，尤其涉及到东坡懂不懂音乐的问题，令人一新耳目。本文拟从乐理学和传播学的角度试图对此进行解读。

沈文从多方面作出了明确的论断，“说苏词往往不和音律协谐，即使仅从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材料看来，也可以证明，这竟是一种误会。”她认为，“如果苏词在当时就不能通过音乐获得广泛的传播，苏、辛词派的出现和流行，将是不可想象的。”

沈文把历来批评苏词不合律说，叫做“误会”，形容得准确、生动。“在词与词乐盛行的时代，一个有较高文化修养的人，如果不通此道，那到真是有些奇怪。”苏轼的侍妾朝云，会唱词，家中曾有侍婢善弹琵琶曲[道调•梁州]。通音律的词人同时又是一个歌唱家，有助于创作。周邦彦“好音乐，能自度曲”，姜夔、张炎都以精于词律名，有专门著作，却没有他们善于唱曲的文献。 东坡“《书〈彭城观月诗〉》云：‘余十八年前，中秋与子由观月彭城，作此诗，以[阳关]歌之。今复此夜，独歌此曲，聊复书之。’‘乃作长短句，以[江城子]歌之。’”此外，还作歌[临江仙]与慢调[哨遍]等，都是有关苏轼能唱曲的记载。

东坡提到与音乐有关的甚多。[水调歌头•遗赠善琵琶者]有序云：“建安章质夫家善琵琶者，乞为歌词，余久不作，特取退之词，稍加隐括，使就声律，以遗之云。”[水龙吟•云海茫茫]引言：“…元丰七年冬余过临怀，而湛然先生梁公在焉…善吹铁笛，嘹然有穿云裂石之声，乃作水龙吟一首，记（司马）子微、太白之事，倚其声而歌之。”由此也可得出东坡解音善乐，他的词大多合谱，能够演唱、流传。

词的本名叫“曲子词”。“曲子”是她的燕乐曲调，“词”则是与这些曲调相谐和的唱词。盛、中唐时代，就有了“倚声填词”，即文人门按照当时流行的曲谱填词，张志和的[渔歌子]和者甚多，“数十年后即传到日本，为嵯峨天皇及其臣下所酷爱而至于仿作”（唐圭璋 钟振振《词义精华概说》）。

历史有惊人的重复，按谱填词在近现代可找到许多例子，艺术大师李叔同的著名歌曲《离别》：“长亭外，古道边”，就是依据美国一首名歌填词，词曲结合作到了天衣无缝，以致许多人认为是李叔同自己作曲；《新四军军歌曲》与二战时原中国赴缅远征军唱的歌为同为一首曲谱；著名作曲家时乐濛创作的《歌唱二郎山》，是根据他的《竹岗山联唱》原曲填词，“二郎山”流行全国，原曲却被湮没了。今天的通俗或称流行歌手，有的自创词曲，有的是先有乐曲然后填词，在电子合成器上作曲则更为省事。然而这样的“倚声填词”却并非时代的主流，属于个例，从乐理和作曲学的角度看，不是需要大力提倡的方法。作曲家要依据词意进行构思，例如赵元任把刘半农的诗《叫我如何不想他》谱成艺术歌曲，半个多世纪传唱不衰，就是围绕着词的主题，巧妙地运用西洋作曲技巧和民族风格相结合的一个经典之作。愚以为，“叫我如何不想他”的旋律来源于京剧西皮导板而加以变化，但是谁又听得出它是京剧？代表中华民族精神的《黄河大合唱》若不是光未然作词在先，冼星海怎么能谱出这样划时代的不朽名曲？《义勇军进行曲》（田汉词，聂耳曲），原是电影《风云儿女》主题歌，新中国成立后将她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五星红旗升起的地方，都要奏国歌，这是中华民族传遍全世界的最强音。

至于我们要填的唐宋词，由于它的乐谱早已失传，依据就是词牌的句读和声调平仄，但要根据内容选择词牌，[满江红]不宜浪漫；[声声慢]不宜雄壮；[寿楼春]“声情低抑，全作凄音。有用以作寿词者，大误”（龙榆生《唐宋词格律》）。就是说，不能随意性地用文词去将就曲谱，从而降低了它的艺术价值，限制了它的发展。

沈祖棻认为，“苏词在当时就能够广泛地在社会上流传，固然和他的政治生活、社会地位、文学造诣分不开，但它的词并非为一种书面语言而存在，应当也是重要原因之一。许多流传的佚事都证明苏词在当时不仅是为人所传诵，而且是被人所传唱。”如有李龟年之誉的歌者袁绹，能歌[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坡为起舞。至于[江城子]密州出猎，“令东州壮士抵掌顿足而歌之，吹笛击鼓以为节，颇壮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