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初，魏人鱼豢作《典略》曰：“熹平中，妖贼大起，三辅有骆曜；光和中，东方有张角，汉中有张修。骆曜教民缅匿法，角为太平道，修为五斗米道。太平道者，师持九节杖为符祝，教病人叩头思过，因以符水饮之，得病，或日浅而愈者，则云此人信道；其或不愈，则为不信道。修法略与角同，加施静室，使病者虔其中思过。又使人为奸令祭酒，祭酒，主以《老子五千文》使都习，号为奸令为鬼吏，主为病者请祷。请祷之法，书病人姓名，说服罪之意，作三通，其一上之天，著山上；其一埋之地；其一沉之水，谓之三官手书。使病者家出五斗米以为常，故号曰五斗米师。实无益于治病，但为淫妄，然小人昏愚，竞共事之。后角被诛，修亦亡，及鲁在汉中，因其民信，行修业。遂增饰之，教使作义舍，以米肉置其中，以止行人。又教使自隐，有小过者，当治道百步，则罪除，又依月令，春夏禁杀；又禁酒。流移寄在其地者不敢不奉。”有鉴于此，鱼豢所作《典略》本为野史，故而其将五斗道讹呼五斗米道，盖不足信之。遍观正史亦然。宋人周密《齐东野语•卷十三之纲目误书》曰：“纲目一书，朱夫子拟经之作也。然其间不能无误，而学者又从而为之说，盖著书之难，自昔而然。今漫摭数事与同志评之，非敢指摘前辈以为能也。北齐高纬，以六月游南苑，从官暍死六十人，见本纪。通鉴书曰：‘赐死。’赐，乃暍字之讹耳。纲目乃直书曰：‘杀其从官六十人。’而不言其故，其误甚也。尹其莘乃为之说曰：‘此朱子书法所寓。’且引孟子杀人以挺与刃与政之说，固善矣。然其实则通鉴误之于前，纲目承之于后耳。纬荒游无时，不避寒暑，于从官死者尚六十人，则其余可知矣。据事直书，其罪自见。何必设其实哉！”周密仅在“纲目误书”里，就列举了数条史书讹误。足见古人因字形、通假等诸多原因，失于考察，犹不免遗留舛误。梁蜀人李膺《益州记》载曰：“受其道者，输米、肉、布、绢、器物、纸、笔、荐席、五采。”李膺胪列物品，均为当时信众奉与天师道之供养，后世或有将五采者讹书为五斗者，也未可知。

陈寿《三国志•魏书•张鲁传》曰：“张鲁，字公祺，沛国丰人也。祖父陵，客蜀，学道鹄鸣山中，造作道书，以惑百姓。从受道者，出五斗米，故世号米贼。陵死，子衡，行其道。衡死，鲁复行之。益州牧刘焉，以鲁为督义司马，与别部司马张修，将兵击汉中大守苏固。鲁遂袭修，杀之，夺其众。焉死，子璋代立，以鲁不顺，尽杀鲁母家室。鲁遂据汉中，以鬼道教民，自号师君。其来学道者，初皆名鬼卒。受本道已信，号祭酒，各领部众，多者为治头大祭酒。皆教以诚信不欺诈，有病自首其过，大都与黄巾相似。诸祭酒皆作义舍，如今之亭传。又置义米肉，悬于义舍，行路者量腹取足，若过多，鬼道辄病之。犯法者，三原然后乃行刑。不置长吏，皆以祭酒为治，民夷便乐之。雄据巴汉，垂三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