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杜宇之后的蜀王开明氏，上天成为守昆仑之虚的开明兽，(17)这也是仙化故事。昆仑虚乃“帝之下都”。《山海经》说，这是“百神之所在”的地方。(18)开明兽成为昆仑山镇守百神天门的神兽，这是古蜀仙道早已有之的传说。后来道教利用了古蜀仙道这一传说，将其进一步仙话化，把柱州昆仑山视为“天下仙圣”所居之地，(19)岷山（包括青城山）遂成为“（昆仑）真官仙灵之所宗”。(20)西蜀成为道教昆仑仙宗的中心，就是这么来的。它与东边滨海的蓬莱仙宗是两个不同的系统。闻一多先生《神仙考》一文曾论证：古昆仑的神仙说，早于齐国沿海蓬莱的神仙说。西蜀是神仙说最早起源的地方。

以上古蜀五祖的仙化故事是古蜀人仙化想象力的真实记载，是古蜀仙道文化流传的真实记录。仙字古写为僊、遷，二字同源。《诗经•宾之初筵》：“屡舞僊僊”，《庄子》：“僊僊乎归矣”，《说苑》：“辨哉士乎，僊僊者乎”，司马相如《大人赋》：“僊僊有凌云之气”，“皆当即读为轩”。清代黄山认为：“此盖借僊字轩音为先”，通仙人之仙。(20)许慎《说文解字》：“仙，人在山上貌，从人山。”《释名•释长幼》曰：“老而不死曰仙。”仙字古写为僊，“长生僊去”曰僊。(22)清人段玉裁注云：“仙，遷也，遷入山也，”“古以僊为仙”。（23）仙或僊就是遷（迁），《魏•元丕碑》：“‘有毕万者僊去仕晋’，（遷）以僊为之”（24），故僊与遷二字同为一义。仙化就是迁化，迁来迁去，引起羽化飞升，如鲍照《书势》所云：“鸟仙鱼躍，高举之貌”（25）的浪漫想象，就成了仙。一句话，迁徙活动被称为“迁”，从事迁徙活动的人则被称为“仙”，蜀人的仙化思维就是这么来的。后来道教就借用了这个“仙”字，构成了“神仙”一词，仍含有隐居山林、迁徙变化的含义，但被提升为羽化飞仙的幻化境界。例如鱼凫民本生长在成都平原上，受水患的压迫，不断迁往两水之间的高地，周围白水茫茫，人到此时最好是能象飞鸟一样“翱翔乎天路”，这个迁的过程就被想象为羽化飞仙。扬雄《蜀王本纪》说：到杜宇时代，原鱼凫部族上山学仙道而仙化的“化民”，因望帝杜宇治于汶山下的郫邑，他们又回到成都平原，成为杜宇的“化民”，故“化民往往复出”。（26）这里的鱼凫部族“化民”就是文献记载的具有仙化想象力的第一代蜀民。他们的仙化思维特征一直在历代蜀人中得到传承。蜀人仙化的文化代表是司马相如的《大人赋》。该赋摹拟屈原的《远遊》，“言神仙之事”（27），叙述仙人周遊天地，南遊祝融，东遊句芒，西遊弱水、流沙、昆仑、三危，西王母，北遊幽都、北垠、玄阙、寒门。汉武帝“好仙道”，读了司马相如这篇赋，竟然“天子大悦，飘飘有凌云气游天地之间意。”（28）再看老子骑牛传授道德经，约关令尹喜千日后相遇于成都青羊肆，即今之青羊宫，这一传说也是古蜀人仙化思维的产物。严君平与支矶石的仙化传说、成都石犀寺下有海眼的故事、成都风雷振大石的故事、天涯石的故事等等，都可以看出蜀人的文化创造力，多用在仙化和幻化方面。这是蜀人流传仙道的思想基础。用今天的术语讲，就叫做蜀人多浪漫主义，多球型思维，想象力和联想性丰富。所以，从司马相如、扬雄到陈子昂、李白、苏轼、杨升庵、张问陶、李调元到郭沫若、巴金这些蜀籍的“文章冠天下”的文化巨人，“以文辞显于世”（29）的“天下第一秀才”，都是富于浪漫主义的发散性球型天才，其渊源就在古蜀仙道所体现的蜀人的仙化思维里。

总起来看，中原文化重礼化，以《诗经》为元典。南方文化重巫化，以楚文化为典型代表，以《楚辞》为元典。在南方文化系统中，巴与蜀又有所不同，巴文化重鬼化，“其俗尚鬼重巫”，丰都平都山是典型代表。蜀文化则重仙化，以古蜀仙道为代表，司马相如讲“列仙之儒”与“帝王之仙”的《大人赋》、严君平的《老子指归》、扬雄的《太玄》、张陵《老子想尔注》是其元典。归纳起来，这是南、北文化两种系统不同的文化想象力，由此而将巴蜀文化与其他地域文化相区别开来。仙道和仙化思维特征，既体现在技巧、技术和物质的因素上，也体现在价值、思想、艺术性和道德性等因素上，构成巴蜀文化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神”，如还珠楼主的《蜀山剑侠传》所讲的“西蜀本是个神秘之国”的“神”：神奇的自然世界、神秘的文化世界、神妙的心灵世界，这就是巴蜀文化两千年积累、变异和发展留下的历史传统和历史遗产，构成了巴蜀文化的独特性。从道教的道源角度观察，有悠久而独立的始源的巴蜀文化，是道源广阔的基础，而巴蜀从古以来的仙道文化，则是道源深刻的内涵和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