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有人身形铜牌饰（标本K2③：103-27），其背部有倒置的变形鹳鸟纹，(33)这是道经所谓“附人鸟之体”的典型特征。特别有趣的是A型和B型铜兽面具，额正中的方孔中有一高68厘米的“夔龙”形额饰，与鼻梁衔接，高高竖起，如上云端（标本K2②：142）。（34）细审之，这是铜神人像，额饰不是报告作者断定的“夔龙形”，而是勾云翼形。我们知道，魂为心之灵，魄为体之灵。额顶生出勾云翼，这正是人脑额幻想飞升，“灵魂出窍”，魂魄欲出人体而幻化为翼鸟的形象。与此类似的，还有额头上向两边伸延的云翼鸟纹饰形象(K2⑧：228、217及B型K2③231、227等)。对这些形象，联系到三星堆遗址中出土的众多鹰头杜鹃铜饰件，我们有理由联想，这就是蜀王杜宇的形象。三星堆出土的I、II号大青铜神树，枝上有九只鹰嘴状钩喙、尾羽缕空上翘的鸟，这是当时蜀人欲借飞鸟飞升的仙化想象力的物证。尤可注意的是小型铜树上的花朵和立鸟。立鸟为人面鸟身，头上耸立三支冠羽(K2②：213)。如此突出冠羽，更是“肉身能飞，其翔似鸟”的真实写照。出土的神坛也是很怪异的，全器的立人座、山形座和盝顶建筑，全部被底座的翅翼向上扬起的怪兽托起。从中可悬想古蜀人不仅要让鸟把人高举，连人所居殿堂也要托举到天上仙国中去，这正应了后来的“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道教故事的说法。守卫盝顶的四面有武士，屋脊上有飞鸟，这更是与神仙“天府”类似的想象，从这里试可以找到四川称为“天府之国”的来源，与羽化神仙之说有关。其它出土的众多铜鸟，如铜鸟A型(K2③：193 -1)、C型(K2③：193-9)、D型(K2⑧：301-3)、E型(K2⑧：、239-1)，皆特别突出双勾云雷纹状的鸟翼。同时，还出土了许多青铜羽翼的饰件，可见古蜀人对羽化飞仙的崇拜与信仰。

以上是三星堆文化中的各种“人鸟”形象。再看成都金沙遗址出土的尖喙铜鸟，其时代与三星堆二号器物坑比较接近、年代范围不出晚周至西周时期。(35)其形象与三星堆铜鸟有相继承的共同性一面，又有其独特风格。在三星堆和金沙遗址中除发现不少铜立鸟外，还在铜器和金器上发现有较多的鸟纹图案以及各种鸟形饰。这样多的与鸟有关的器物的发现，“说明鸟当时在人们宗教信仰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36)这正是羽化飞仙思想体现的实证。

最重要的羽化飞仙证据是金沙遗址出土的十节玉琮上有线刻的人生出两翅的形象，人直接与鸟化为一体，这是最早的“羽人”的实证。根据发掘者的描述，玉琮上有40个神面纹，其横棱上阴刻细密的平行线纹，表示羽冠。在玉琮上射的一面阴刻神人，双脚叉开，头戴羽冠，双臂并举，长袖飘逸，两臂各阴刻一上卷的羽毛形装饰。(37)对此图(2001CJQC: 61)加以细审，实为一头戴羽冠、身生两翼的羽人形象。这个形象与三星堆遗物相比较，已突破了单纯的人与鸟结合的形象，而是较为复杂的人身直接长出羽翼的形象，这比人乘仙鸟飞升更进了一步，是后来道教“神入骨肉形的人神”观念的来源。学道之人要成仙，就必须“学仙道，长生久视，飞仙上天”，(38)并专门造出了可以“望空步虚”的“飞行羽经”。天师道的《正一经》认为这是“教人学仙”的“上古之法”。(39)这个“上古之法”，应该就来源于玉琮羽人所体现的飞羽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