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帝书•道原》说“恒先之初，迵（通）同太虚，虚同为一，恒一而止。湿湿梦梦，未有明晦，神微周盈，精静不熙，故未有以，万物莫以，故无形。大迵无名，天弗能覆，地弗能载，小以成小，大以成大，盈四海之内，又包其外，在阴不腐，在阳不焦，一度不变，能适规侥，鸟得而飞，鱼得而游，兽得而走，万物得之以生，百事得之以成。人皆以之，莫知其名，人皆用之，莫见其形。一者其号也，虚者其舍也，无为其素也，和其用也。是故上道高而不可察也，深而不可测也，显明弗能为名，广大弗能为形，独立不偶，万物莫之能令。天地阴阳，四时日月，星辰云气，规（蚑）行侥（蛲）动，戴根之徒，皆取生道，弗为益少，皆返焉道，弗为益多，坚强而不溃，柔弱而不可化，精微之所不能至，稽计之所不能过。故唯圣人能察无形，能听无声，知虚之实，后能大虚，乃通天地之精，通同而无间，周袭而不盈。服此道者，是谓能精，明者固能察极，知人之所不能知，服人之所不能得，是谓察稽知极。圣王用此天下服，无好无恶，上用□□而不迷惑，上虚下静而道得其正，信能无欲，可为民命，上信无事，则万物周遍，分之以其分，而万民不争，授之以其名，而万物自定，不为治劝，不为乱解，广大弗务，及也，深微弗索，得也，□为一而不化，得道之本，握少以知多，得事之要，操正以正奇，前知太古，后□精明，抱道执度，天下可一也。观之太古，周其所以，索之未无，得之所以。”

《文子•道原》和上面所引类似，《淮南子•原道》也与此多相似。可知此派黄老道有两个来源，其一为老子的道观念，其二为精气学说。以此精气为内核的神仙家又被道家吸收改造，成为黄老养性之术。精气学说是道家与神仙家、神鬼家相通的桥梁。后来即以此包含道观念的精气之道（即元气）为道教主干，上可通于大道，下则以为养生、为政之本，横则为神鬼、心性之始。

秦汉统合道与精气观念而成熟的元气学说，不仅影响着道教自身，成为道教的共识，也影响到整个中华文明，成为中国最重要的哲学思想之一。

汉初黄老道家形成因时处顺与守旧无为两大流派，前者保存在“杂家”之中，属于在野（很奇怪，秦帝国任吏酷法，而不重视吕不韦为秦帝国治国而作的《吕氏春秋》。汉帝国不重视集百家之长的道家，而运用与民休息的“无为”政策。而汉武帝贪功好生，运用“儒术”、“方仙”以得逞其“多欲”之心，对道家之学的《淮南子》也不重视。可见因时处顺，与时迁移的道家并不会被只重视一己私欲的个人或官方运用）；后者在政治上得以运用，成了显学。汉武帝罢黜百家后，“清净无为”之学失去政治活力而只关心养性，东汉时与神仙家靠得更近，就有了河上公注解的《道德经》。而黄老之学走入民间，融合巫觋、方仙，在危机四伏的汉末有了建立实现自己理想的政教合一的组织。对承继黄老道家的太平道、五斗米道我们不敢作太大的恭维，它有着自己的历史局限，但它把道家身国同治之梦真正搬上了历史舞台，这一壮举，其意义是极其深刻的。东汉道教理论建树上，有了试图将当时三大学术——御政（政治）、黄老（养性）、炉火（仙术）用易理统摄的《参同契》。魏伯阳等人的《参同契》在文化意义上非常重大，它同样是试图用一根本原则去统摄诸术的道家思维模式，它也为后世丹道的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石。

太平道，旧社会学者倾向于将它定位为暴乱，新中国的学者习惯把它当成是农民起义，他们又多见符水治病等“宗教特质”，而忽视它与黄老道家的内在联系。太平道的失控引发全国大规模的暴乱，最终被镇压，其精神实质、政治理想我们已难以考察。五斗米道在张鲁的改革下，形成“民夷便乐之”的地方割据势力。可惜留下的史料有限，我们对这两个早期道教教团的内部情况了解太少。从其领导者以“师君”自称，大约可知他们是以黄老为核心的，而不是以巫觋、方仙为核心的。三国后，仍然有打着老子（或李弘）和道教旗号出来造事的，不过离黄老道已走得非常远了，他们还被神仙道教（见《抱朴子》）批驳。

（3）、道教——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

南北朝而至隋唐，大量引用政府机构（儒教）和佛教的礼仪与教义，使其宗教仪式进一步完备。但魏晋神仙方术，及受玄学、佛教教义影响的思辨、哲理也在教内蓬勃发展，使道教没有完全神教化，道仍保持着至尊的地位。这时期就形成了我们今天仍能看到的道教的主要特点：神仙长生、神灵崇拜、斋醮科仪、占卜数术、玄学思辨。看起来枝繁叶茂，很博杂，似乎整个道教的主线不明了。其实只要我们细心一些，就会发现在博杂中有一条主线——道（气）。剔除那些似是而非、假道非道的东西后，道教的面貌才清晰的展现出来，原来义理思辨、神仙方术、神灵信仰等等不过是“道”在社会需要下而作新的展开，亦为“静因之道”的具体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