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包括《易经》和《易传》两部分。《易经》(上下篇)的主体由筮、象（卦象、爻象）和辞（卦辞、爻辞）组成。而《易传》可分为广义易传与狭义易传。

何为广义的“易传”呢？可以设想，自从伏羲画八卦而《易》学肇始，经《连山》、《归藏》，进而至《周易》等各个发展阶段，均不断有人对《易》学进行研究、解释、阐发、记录整理和讲授传承，有关的各方面的著作都可以称之为《易传》。此即广义的“易传”，是包括《易大传》在内的。

狭义的《易传》仅指《易大传》，包括：《彖传》（上、下）、《象传》（上、下）、《系辞传》（上、下）、《文言传》、《说卦传》、《序卦传》和《杂卦传》等，又称之为“十翼”。通常认为孔子是作者，也有人对此质疑。于是关于《易大传》的作者便有了以下三种主要的说法：一、《易大传》不是孔子所著。二、《易大传》是孔子所著。三、《易大传》的核心思想是孔子的，由孔子开始写作，但由其弟子最后完成。本文简要介绍这三种说法。

一、《易大传》不是孔子所著，如：

(一)潘雨廷（1925——1991）的《易学史丛论》在其开篇《易学史自序》中就明确指出：“《易经》十二篇（即《易经》上下篇和《易传》十篇）与文王和孔子基本无关。”“经学易对学易者贻误两千年的大错误，就是肯定了《周易》十二篇文字的作者”。所以，应该对《汉志》“人更三世，事历三古”之说作重新解释：不同时代的“易”是那个时代的反映：“伏羲易者，可当（殷周之际的）数字卦之前之情况。文王易者，数字卦当之。”“孔子易者，约当其时于三晋地区编成四百五十节之《周易》”。

潘先生同意朱熹《周易本义》所言：“《周易•系辞下》曰‘《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之事邪？是故其辞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倾，其道甚大，百物不废。惧以终始，其要无咎，此之谓易之道也。’”在此明确提及“文王与纣之事”；指出“危者使平，易者使倾，其道甚大，百物不废”，主张“惧以终始”，使有咎转化为无咎，“此之谓易之道也”。所以朱熹主张，“此德似文王能之，故此章作者……是文王所兴”，可见，《系辞》并非孔子所著。

再则，据《皇极经世》排定的时间，文王被拘于羑里三年（前1140——前1138）至孔子（前551——前479）晚年读《易》，相距约650年。东汉马融（78——139）已经发现，爻辞中如“箕子之明夷”、“王用享于岐山”等，都属于文王被拘于羑里、武王已经平定天下以后的事。故文王演《周易》二篇之说，不得不改为文王仅演《周易》卦辞，爻辞由文王次子周公所完成。然而，考古史实已经表明，殷周之际，尚属数字卦，未见阴阳符号卦，何来阴阳符号卦的卦爻变化而横生出系此四百五十节的文字！

第三，由数字卦转变为四百五十节文字的阴阳符号之卦，是一个漫长的渐进的过程，《左传》、《国语》中即留有明显的痕迹。直至《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蔡墨论龙的时候（前513年），已有乾之坤“见群龙无首吉”，方可认为已经具备四百五十节的结构。证明此时为《周易》二篇成书的下限，地点在三晋地区。可见，“事实上系此四百五十节文字者，决不止一代人之差”，今以考古之事实予以澄清。

第四，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周易》(以下简称为帛《易》)尚未分上下篇，不支持以前的《周易》即分两篇而且有《系辞》的说法。

第五，《左传》中未见有称爻名者，故上下《系辞》中的各爻玩辞，称之为“《易》曰”，足可证明当时的爻尚无“九”、“六”的称谓。据考，最早见爻名者是《文言》，而《文言》的内容相似于子思（前492——前431）所著的《中庸》，可以初步确定爻名的出现是在子思以后。

综上所述，西汉的《易传》“非但与孔子无关，与战国时的易学亦无关系”。即便成于战国时期的《易传》也“决非一时一地一人所作”，“仍与孔子无关”。“经学易对学易者贻误两千年的大错误，就是肯定了《周易》十二篇文字的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