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孔子治《易》的经历可信。此前的文献资料虽然提到孔子“晚而好《易》”、“五十以学《易》”和“韦编三绝”等，但对他天命之年以前治《易》的情况鲜有提及，对他五十岁之后在《易》学上是如何登堂入室的也不甚清楚，还造成一种印象，似乎孔子不屑于史巫之筮。如果真是这样，他怎么会讲“吾与史巫同途而殊归也”呢？孔子治《易》的经历没有搞清楚，对《易》学和《孔》学而言不能不说是很遗憾的事情。于是乎，笔者着力对此进行梳理，发现孔子治《易》的经历可信，符合治《易》的一般规律，也有孔子本人独有的特殊性：

学《易》的很多人，先是对卜筮感兴趣，经常为自己的事情（命）占卜，在占卜的时候常常有情绪波动。其中，一些人进而探究《易》的规律，加深认识和理解。少数人能神而化之，达到专业的水平，即当时“史巫”的水平。只有如孔子者能借助占筮“感而遂通”，超越史巫，达到顶尖哲学家的层次。再看孔子，他“十有五而志于学”，是学过《易》的，并“常自筮”，能“百占而七十当”，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却“不知《易》本”，曾经因为得《賁卦》和《旅卦》心中大为不爽乃至于哭泣。《孔子家语》讲：“孔子常自筮。其卦得‘賁’，愀然有不平之色”。又如《乾凿度》讲：“孔子不知《易》本，偶筮其命得《旅》。请益于商瞿氏，曰：‘子有圣知而无位。’孔子泣曰：‘凤鸟不来，河无图至，天之命也！’”如此看来,《论语•述而》所记孔子之说：“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这应该是天命之年又经过历练的孔子回首往事的感慨。

为了不再有“大过”，他发奋研修《易》学,《易》不离身，手不释卷，“居则在席，行则在橐”(帛《易•要》篇)。孔子知道，“不问于古法，不可顺以辞令”（帛《易•要》篇），遂沉下心来，向“祝卜”学习（吾后其祝卜矣），并以占筮为手段，另避蹊径，着重从德义的角度钻研《易》学(吾与史巫同途而殊归也)，最终超越“史巫”（祝巫卜筮其后乎）。他在回答子赣的疑问时指出：“《易》，吾后其祝卜矣，吾观其德义耳。赞而不达于数，则其为巫；数而不达于德，则其为史。史巫之筮，之而未也，好之而非也。后世之士疑丘者，或以《易》乎?吾求其德义而已，吾与史巫同途而殊归也。”还指出，“君子德行焉求福,故祭祀而寡也；仁义焉求吉，故卜筮而希也。祝巫卜筮其后乎。”(帛《易•要》篇)

从以上叙述可知，经过努力，孔子史巫之筮的水平已经很精深；对史巫之筮的局限性也有了深刻的认识，遂明确表示自己并非盲目追随它（之而未也，好之而非也），而是要转向“德义”，超越史巫。这个超越并不是轻而易举的，在卜筮方面需要有雄厚的基础；转向的结果并不是排斥卜筮，而是为《易》学打开更加广阔的天地。帛《易》提供了这方面的史料：

1、孔子向弟子讲解卦变、互体和连互。⑴如：帛《易•缪和》篇载有他如下谈话：“《谦》之初六，《谦》之《明夷》也”，即《谦》之初六爻变为初九，《谦》（d）卦变为《明夷》（Y）。⑵又如，帛《易•易之义》说：“《大蓄（畜）》（;）兑而诲（也）。”察《大蓄》外艮内乾，内外二卦均无“兑”，此处的“兑”即是取其九二、九三和六四互体成“兑”（2）。⑶再如，《周易•系辞•下传》讲：“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盖取诸《夬》（b）”，而帛《易•系辞》的说法与之相近，所得的卦却是《大有》（s）。有的作者认为这是抄写错误，刘大钧却认为：是“《大有》卦初九爻至六五爻其五爻连互而成《夬》也。故作《夬》卦与作《大有》卦，义皆相同。”又引虞翻《周易集解》所言：“乾为扬善”，坤为“遏恶”为“顺”,以乾灭坤,体《夬》“扬于王庭”，故“遏恶扬善”,以期达到“百官以治，万民以察”。(《今、帛、竹书,<周易>综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