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的承负说和因果报应思想，是告戒世人：勿做恶事，要多行善事，以求与道合一。并将此观点写入大量的劝善书和功过格中，作为奖惩和定罪的依据。《云笈七签》卷九十二中曰：“凡人有一千恶者，后代袄逆；二千恶者，为奴厮；三千恶者，六疾孤窮；四千恶者，恶病流徒；五千恶者，为五岳鬼；六千恶者，为二十八狱囚；七千恶者，为诸方地狱徒；八千恶者，堕寒水狱；九千恶者，入无边底狱；一万恶者，堕薜荔狱。万恶之基，起于三业，一一相生，以至千万恶，堕薜荔狱者，永无原期渺渺，终天无由济拔，得不痛哉。”

儒、释、道是中国历史上长期流传的三个主要流派，它们既在相互斗争、排斥中成长，也在相互吸收融合中发展壮大。但从整个三教关系史上来看，三家彼此之间的吸收与融摄，乃是最主要的发展趋势。无论是佛教的因果报应，还是道教的天道承负，都是讲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但道教中的承负说与佛教因果学说是有区别的，它除了宣扬慈悲观和善恶观外，还解释了人在实际生活中行善而得罪报、行恶而得善报的不一致性。如《太平经》中说：“力行善反得恶者，是承负先人之过，流灾前后积来害此人也。其行恶及得善者，是先人深有积蓄大功，来流及此人也。”太上老君曰：“人修善积德而遇其凶祸者，受先人之余殃也；犯禁为恶而遇其福者，蒙先人之余殃也。”所以我们认为：道教的“承负”思想在劝人为善的理论中，其说服能力更加强大充分。

天道承负论与因果报应思想通过道教的大力宣扬，在历史上和今天早已成为有利于社会安定、劝人向善的重要力量。而道教主要典籍《太上感应篇》是现存最早的善书，文中所说的“祸福无门，惟人自招；善恶之报，如影随形……夫心起于善，善虽未为，而吉神随之；或心起于恶，恶虽未为，而凶神己随之。”与《文昌帝君阴骘文》中的“诸恶莫做，众善奉行，永无恶曜加临，常有吉神拥护。”及《太微仙君功过格》中所讲的：“积善则降之以祥，造恶则之以祸。”等观点不但被道教徒及普通百姓所接受，另外在佛教中也被广泛传播。而道教中的劝善思想不仅是弘道的重要支撑和手段，更是中华儒、释、道文化几千年传统美德的积淀。

“承负”说与“因果报应”论，分别是道教与佛教的基本教义之一，它们都是关于善恶报应的宗教理论，都含有丰富的宗教伦理道德思想。但佛教中的因果报应论只限于有情众生中的个体，而道教的承负说不但强调个体与家族中的因果关系，而且还会影响到社会及整个自然界。《太平经》中说：“今先王为治，不得天地心，非一人失乱天文也。天大怒不悦喜，故病灾万端，后在位者复承负之。”《太平经•五事解承负诀》中曰：“然，天地生凡物，无德而伤之，天下云乱，家贫不足，老弱饥寒，县官无收，仓库更空。此过乃本在地伤物，而人反承负之。”这就是说：“承负”不仅体现在个体与家族关系和社会的关系之上，而且更体现在人与自然界的关系之中。天有大难，而人也要承担自然灾害所带来的责任。

道教的“承负”说和佛教的“业报轮回”说都强调因果报应，在劝善和维护社会稳定方面都在中国历史上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但这两种学说在产生果报的原因、接受果报的主体、解脱果报的方式等方面均还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佛教的“因果报应”论，是建立在佛陀的“缘起论”和“轮回说”这两种理论的基础之上，强调果报不可互代。如《起世经》云：“此之苦报恶业果者，非汝母作、非汝父作、非汝兄弟作、非汝姐妹作、非国王作、非诸天作，亦非往昔先人所作，是汝自身作此恶业，今还聚集受此报也。”《般泥洹经》曰：“相须所作好、恶，身自当之；父作不善，子不代受；子作不善，父亦不受；善自获福，恶自受殃。”

而道教中的承负说，是宇宙间万事万物的自然规律，其基本内容不但有“个人”承负、“家族” 承负。如《太平经》中所说的：“凡人所以有过责者，皆由不能善自养悉，失其纲纪，故有承负之责也。比若父母失道德有过于邻里，后生其子孙为邻里所害，是即明承负之责也。”另外还包括有“社会”承负和“自然界”的承负。如《老子想尔注》中讲的：“人为仁义，自当至诚，天自赏之。不至诚者，天必罚之。”从这两点上讲，它与佛教提出的“业报轮回”说中只限于有情众生，而不遍及山水草木等无情之物，及只强调个体关系和“自作自受”思想相比，道教中的承负说更具有深远的特殊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