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命术，是我国固有的民族（民俗）文化，也是我国传统的术数文化之一。千百年来，随着道家文化的融入，早已深入人心，根植华夏。并浸透到了社会各个领域，滋养着整个中国历史文化，影响着我们一代又一代人，至今，仍然为人所乐道，这就是我们民族文化的生命力所在。

算命术之产生，本源于古人对各种自然现象和人类社会发展认识之不足。古人认为人一生成败之至关因素，皆源于宿命之安排。人生富贵贫贱，吉凶祸福，以及生老病死，仕途商贾，无不取决于冥冥命数。回顾历史，春秋战国时，正值我国古代文化百家争鸣之繁荣时期。孔子作为儒家之大圣人，年轻时候，周游列国。为宣传其儒学思想，不辞艰辛，历尽磨难，然而却处处碰壁，史称其“累累若丧家之犬”（语见《史记•孔子世家》）。到了晚年，孔子认真研读《易经》，乃至“韦编三绝”。后来，他总结了自己的一生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语见《论语•为政》）并反复强调“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不知礼，无以立也；不知言，无以知人也。”（语见《论语•尧曰》足见，孔子认为命运对整个人生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

关于命学最初记载，始见于我国现存最早之诗歌总集。《诗经•小弁》歌曰：“天之生我，我辰安在。”最初，命理是以星辰而定。战国时楚人屈原作《离骚》曰：“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何谓摄提格呢？《淮南子•天文训》：“太岁在寅，岁名曰摄提格。”《史记•天官书》：“摄提格岁，太岁左行在寅。”古人是以太岁星位定日。因此，屈原告诉世人说：“我降生于寅年寅月寅日……”这暗合了命理中“三子婚事重、三丑四妻房、三寅孤独守”的经验之谈，乃至铸就了屈原“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之崇高气节和伟大人格。

先秦论命术，大致有两种：一是式占，二是星占。所谓式占，就是八卦占卜、太乙、奇门、六壬等占法。所谓星占论命，就是以人之元辰，也就是出生之时的星位来确定人生的富贵贫贱。《周易》删定之后，历史上大量的人事及国事，很多都是通过卦象占卜的方式来完成的。有关史实均被各种典籍所记载下来。最具代表性的是《尚书》，又称《书经》，分为《虞书》、《夏书》、《商书》、《周书》，战国时期总称《书》。其次还有春秋时期鲁国史官左丘明所作的《左传》，又称《左氏春秋》，是为了解释孔子《春秋》一书而作的。《尚书》曰：“有夏多罪，天命殛之。”“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孔子不仅是儒门圣人，而且也是易学大师。司马迁《史记•仲尼弟子列传第七》曰：“商瞿，鲁人，字子术。少孔子二十九岁。孔子传《易》于瞿，瞿传楚人馯臂子弘……”唐人张守节《史记正义•中备》曰："鲁人商瞿使向齐国，瞿年四十。今后使行远路，畏虑，恐绝无子。夫子正月与鲁母筮，告曰：‘后有五丈夫子(男)。'子贡曰：‘何以知?’子曰：‘卦遇大畜，艮之二世，九二甲寅木为世，六五甲子水为应。世生外象，生象来爻生上，内象艮为子，应有五子，上子短命。”其实，孔子所用占法即后世人常用的八卦纳甲之法。

古代的星占论命术，在西汉时已经颇为流行，王充的《论衡•命义》曰：“说命有三，一曰正命，二曰随命，三曰遭命。”其主要理论基础是建立在“三命三性”论上。“三命”指正命(祸福天然)、随命(善有善报)、遭命(行善获恶)，“三性”指性善论、性恶论、性无善恶论。这些主要都是儒家忠孝思想和道德观念的具体表现。汉初的星占论命术，是以人出生之时的星位来评定吉凶，主要源于《周易•革卦》。择日术具体到“元辰”，即一个人出生的时间，就形成了禄命术。《隋书•经籍志考证》认为元辰乃“术数家之书亦有从谶纬而出”，“元辰命禄之说，秦汉时已有之”。南宋诗人范成大《丙午新年六十一岁俗谓之元命作诗自贶》曰：“岁复当生次，星临本命辰。四人同丙午，初度再庚寅。”汉代以干支组合论命之吉凶的禄命术并未独立，而是常和其他式占、星占相结合。虽用干支组合推吉凶，干支组合并不是完整的年月日时四柱，而仅仅只是一种简单的时日禁忌。

后来的命理学家，都认为命理学初始于战国时珞录子或鬼谷子。《珞录子三命消息赋》成书年代不详，被认为是最早的子平术命书，虽然后来又不少命理学家为该书作注，但是均不知珞录子为何许人也。独《星平会海》注记云：“珞录子，初为兰台御史之职。”兰台是汉时宫中藏书之处，以御史中丞掌之，东汉时班固曾为“兰台令史”，受诏撰史。唐中宗时，曾改“秘书省”为兰台。明人黄虞稷《千顷堂书目》收录有《星平会海》书名，但作者不详，仅署名为“武当山玉虚宫三逢甲子日金山人编集”。由此看来，《珞赋》也是后世人的伪作。托言于战国珞录子或鬼谷子者，此乃后世命理学家假古人之名而采取的惯用手法。《史记》里可考的禄命家，主要有司马季主、东方朔、严君平等。蜀人严君平，是个极富传奇的人物。据说他当年一日一卦，卖卜于成都街头，今成都市君平街犹存。

汉末及魏晋，延至南北朝时，社会动荡，战事丧乱，改朝换代，时有发生。在命理学上出现了许多大家。三国的管辂、晋朝的郭璞、南梁的陶弘景、北齐的魏宁等。有托名管辂著的《天阳诀》、郭璞的《玉照定真经》、陶弘景的《三命抄略》。但这些都未必是他们所作。

唐宋时期，禄命术开始逐渐成熟，并达到了新的一个高峰。它融汇贯通了当时中外命理学的精华。南宋人王应麟认为：“土星行历推人命贵贱，始于唐贞元初都利术士李弼乾，传有《聿斯经》，本梵书。”同时《通考》载《称星经》三卷，因云：“以日月金木水火土五星及罗睺计都紫气月孛十一曜，演十二宫度数，以推人贵贱寿夭休咎。不知所自起，或云天竺学也。”这都相对促进了中国命理学的发展。著名的命理学家有袁天罡、僧一行、李虚中等。李虚中是唐代命学大师，其三柱算命术对后世影响极大。文学大家韩愈曾应诗人李贺之邀，亲自为李虚中撰写了《殿中侍御史李君墓志铭》，其文曰：“殿中侍御史李君，名虚中，字常容。其十一世祖冲，贵显拓跋世。父惲，河南温县尉，娶陈留太守薛江童女，生六子，君最后生，爱于其父母。年少长，喜学；学无所不通，最深于五行书。以人之始生年、月、日、所直日辰支干相生，胜衰死王相斟酌，推人寿夭、贵贱、利不利；辄先处其年时，百不失一二。其说汪洋奥美。关节开解，万端千绪，参错重出。学者就传其法，初若可取，卒然失之。星官历翁，莫能与其校得失……”若以年月日三柱干支生克论命，古来有之，唯韩愈《殿中侍御史李君墓志铭》叙述翔实，并有据可查。宋人袁文《甕牖闲评》亦云：“旧闻李虚中论命不用生时，今观夷坚志载季勳论命亦不用生时，此异事也。余曩时尝与人论命，皆云生时为最要紧，夫一时之有深浅，且分为初、中、末，以此定祸福，犹恐有误，今乃不用生时，何以取决乎？然二公艺术之精，举世莫能比，往往十中八九，又所不可晓者。”因此，后世遂把李虚中视作中国古代以干支生克来算命的开山祖师。两宋期间，麻衣道人、陈抟、徐子平等受到了李虚中算命术的启发，对算命术皆有损益，尤其是徐子平在李虚中三柱推命术的基础上，把年月日三柱衍生为年月日时四柱，并取日干为主进行生克推算。这时候，八字算命才算真正地开始趋于成熟，故后世遂将算命术称为子平术。明人戴冠《濯缨亭笔记》云：“子平姓徐名居易，子平其字也；东海人，别号沙涤先生，又称蓬莱叟；隐于太华西棠峰洞，以人所生年月日时推其禄命，无有不中。”子平术初时，乃以五行生克之法推算，而不取命宫、胎元、小运、纳音、神煞等，盖以五行平和为贵，以相胜者为其人所本。子平之后，有徐大升等的《渊海子平》、《三命渊源》和《定真论》等。然而在当时，算命术在理论上和实践中，还普遍存在着缺乏其严密性和唯一性，再加上间杂着其他命术，因此，为了适应社会的需要，在后来的运用实践中，不得不逐步改进方法。元人李钦夫《三命渊源》乃云：“子平之说，不用胎元、小运、纳音，专以生日天元为主。”

明代是算命术的鼎盛期，命理学也风行于世，文人士大夫也乐此不疲。明初宋濂《禄命辩》曰：“近世大儒于禄命家无不嗜谈而乐道者。”命理学家们开始着手对算命术理论上的病垢进行了系统的诊治，对其它算命术术语进行了兼收并蓄的汲取，在这方面成就最大的，当推后来万民英所著的《三命通会》。《三命通会》是命理学中论神煞之集大成者，其中，搜括罗列了一百二十多种神煞。像命宫、胎元、小运、神煞、纳音等，均有完整的备述。万民英，字育吾，号育吾山人，河北易县人。进士及第。《三命通会》成书于明万历六年(公元1578年)，该书内容丰富，文采斐然，于事客观，并增损了前人之法，对子平术进行了全方位的审正和改进。明代算命术的特点，兼顾着非算命术的神煞、纳音，对算命术的格局、用神、喜忌、命式均衡等用法，各家立论也不尽相同，又捃拾了唐、宋、元的命理学精华，对子平六事的应用研究也不遗余力，改进了神煞及命式时有以年柱为主的推算方法。同时对神煞进行合理性的选择取舍，删减了不必要的神煞。并重视历法节气中地支藏干在命学中的实际考校，但就地支藏干的人元序位和所占时间，尚未达成完全协调和统一。宋代徐大升《渊海子平》早就指出了申支中己占七日一分，戊占三日一分半，壬占三日分半，庚占十七日六分。明人神峰子张楠《神峰通考》则认为戊己共占七日，壬七日二分半，庚占十六日五分。综合了各种格局的论命法，达150种以上，以弥补“日主取用”法之不足。强调用神有日主用神、格局用神、调候用神等不同取法，日主强弱和喜忌并不完全一致。提出“阴阳同墓库论”，以解决天干十二长生诀与五行生克之间的矛盾。以弥补子平术固有的理论缺陷。张楠本是中医郎中，细究和研用子平命学四十余年，《神峰通考》乃是其古稀之作。作为医家的张神峰总结拟出了“雕枯旺弱”四病及“损益生长”四药之说，其理论深入浅出，取法与众不同，初学者可以酌加攫取。明代命理学著作也很丰富，主要有托名刘基的《滴天髓》﹝又相传为宋人京图撰﹞、神峰子张楠的《命理正宗》、佚名的《拦江网》、万祺的《泾渭篇》等。

清代，命理学在理论上达到一个全新的高峰，初有沈孝瞻著的《子平真诠评注》一书，正如胡焜倬序中所说：“先生讳燡燔，成乾隆己未进士，天资颖悟，学业渊邃，其于造化精微，固神而明之，变化从心者矣。观其论用神之成败得失，又用神之因成得败、因败得成，用神之必兼看于忌神，与用神先后生克之别，并用神之透与全、有情无情、无力无力之辨，疑似毫芒，至详且悉。是先生一生心血，生注于是，是安可以淹没哉！君安爰谋付剞劂，为天下谈命者，立至当不易之准，而一切影响游移管窥蠡测之智，俱可以不惑……”民国命理学家方重审称赞道：“此中旧籍，首推《滴天髓》与《子平真诠》二书，最为完备精审，后世言命学者，千言万语，不能越其范围，如江河日月，不可废者。”徐乐吾也说：“仆研习命理有年，生平最服膺者为《子平真诠》、《穷通宝鉴》、《滴天髓》三书。”清代命学家陈素庵更是认为：“其书穷干支之情、通阴阳之变，不拘格局，不用神煞，但从命理推求：愈入愈微，愈微愈显，诚此道之专精，术家之拔萃也。”清代嘉庆年间，命理学家任铁樵著《滴天髓阐微》，尤其是对前人八字命理偏重于奇异格局和神煞纳音的理论予以驳斥，并在书中指出：“余详考古书，子平之法，全在四柱五行。察其衰旺，究其顺悖，审其进退，论其喜忌，是谓理会。至于奇格异局，神煞纳音诸名目，乃好事妄造，非关命理休咎。若据此论命，必至以正为谬，以是为非，讹以传讹，遂使吉凶之理，昏昧难明矣。”《滴天髓》之论述，固然有些言过其实，但的确是独辟蹊径，其大刀阔斧地将奇格异局、神煞纳音等进行了删减裁切，力倡以五行生克制化的灵活方式来推演命理，使传统命理学又重新回归到了以阴阳五行生克制化为主的正途上，对后世命理学影响极深。

《穷通宝鉴》，又名《拦江网》，乃取“横江置网，一网打尽”之意。清光绪年间，余春台将江湖旧籍《拦江网》加以整理、归纳而成，易名为《穷通宝鉴》。数百年来由于多次传抄错误甚多，遂有民国人徐乐吾精选典藏本加以点校，使之成为命理学的经典之作。由于民国二十六年的《穷通宝鉴》亦存在诸多讹误（如多数“南”字被抄成“西”字），民国二十八年，徐乐吾再次对精校本进行增删评注，并更名为《造化元钥》。该书以阴阳五行为经、月令为纬，辅以寒暖调候，以官为首、以财为次。详述了日主强弱定用神法，并确定了调候取用神的命理学基础。从此，《穷通宝鉴》在命理学上声誉卓著，可谓算命史上的扛鼎之作。民国时期，是对算命术进行全方位改革的一个时代，命理学家们总结了中国古代命理学理论上的瑕瑜和运用上的得失，予以纠正、诠释，对于简单的命理学概念、原理，方式，吉凶休咎的判断等，进行拾残补缺，逐条完善，承前启后，发古人之未发见，去伪存真，阐后世之论述，取舍适度，更兼五行生克、八卦错综之妙，故弥足珍贵。当时的成就者，有徐乐吾著《造化元钥》，袁树珊著《命理探原》，韦千里著《千里命稿》，方然著《江湖瞎子推衍术》等。今人邵伟华，对易学文化和命理学文化的普及推广，成绩斐然，功不可没。

算命术，乃我国古代文化重要之组成部分。无论是迷信还是科学，我们都必须正视这种文化之存在，不能一概予以否定。首先，借鉴古人对命理之认识和剖析。西汉王充《论衡•名义》曰：“墨家之论，以为人死无命；儒家之议，以为人死有命。言有命者，见子夏言‘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因此，王充把儒家认为的命分为三种，即上述所谓的三命。什么是三命呢，他又说：“说命有三：一曰正命，二曰随命，三曰遭命。”正命，谓本禀之自得吉也。性然骨善，故不假操行以求福而吉自至，故曰正命。随命者，戮力操行而吉福至，纵情施欲而凶祸到，故曰随命。遭命者，行善得恶，非所冀望，逢遭于外，而得凶祸，故曰遭命……此谓三命。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语见《论语•季氏》）古人认为天命是人类不可抗拒的，也无法窥测到的。故而圣人也会感到害怕。三国时，诸葛亮火烧上方谷，眼看一场大火，欲将司马懿父子三人葬身火海，孰料天降大雨，使司马父子得以逃脱。事后，诸葛亮也不得不弃剑叹曰，谋事在人，成事在天！随命，就是说要努力端正操行而富贵福佑才能得到，若是放纵自己的贪婪欲望，那么贫贱灾祸就会跟随而来，所以叫随命。与道教经典《太上感应篇》所说的“祸福无门，为人自召”如出一辙。这也是儒家根据三纲五常的道德标准和伦理观念来诠释命运吉凶。遭命，是说做善事遭恶报，并非自己希望的结果，而是偶然碰上外来的事故，遭到贫贱与灾祸，所以叫遭命。另外三种性，有正，有随，有遭。正，就是禀承仁、义、礼、智，信的性；随，就是顺从，任凭父母的性；遭，就是遭受恶物的性。这也是古人对三种命的基本认识。当今，随着现代科学的突飞猛进，人类已经能够上天入地，一日千里了。可是，对于命理学之研究，基本上还是处于尝试阶段，尤其是针对命理学之科学性，争执不休，衮钺不断。然而，这种质疑古来有之。王充《论衡•命义》指出，讲操守道德，古之颜回、伯牛是谓贤人，屈原、伍子胥可谓忠臣，何故皆遭遇不幸？而被秦将白起坑杀之四十万赵国降卒，也未必命运尽同。明人万民英《三命通会•卷六•论十干十二年生大贵人例》云：“六甲年丁卯月乙未日戊寅时……六癸年丙辰月丙辰日戊子时，以上逐年，只有一日一时主有大贵人应世建功立业之命，不然，出尘神仙，常术不能晓也。大贵人莫过帝王，考历代创业之君，乃明朝诸帝，无一合者。余尝谓天下之大，兆民之众，如此年月日时生者，岂无其人？然未必皆大贵人。要之，天生大贵人，必有冥数气运以主之，年月日时多不足凭……”万民英又感慨道：“余纪缙绅与凡民，命同者不能悉数。姑就缙绅论，如黄懋官侍郎，与申价副使命同，黄死子兵祸，申死牖下，申先黄死，官之大小又不论也。朱衡与李庭龙命同，朱发科壬辰，李发科癸丑，朱官至尚书，李止大参，寿又不永，其子孙之多寡贤否，又不论也。万举与饶才命同，万举进士，官至卿贰，饶止举人，官至太守，然饶多子而万则少，又万以谪戌死而饶则否，其寿夭得丧又难论也。三河王且斋兄弟同产，而功名先后亦自不同，况天下之大，九洲之广，兆民之众，其八字同者何限，又乌可以例论耶！余记下说，说一走卒与鲁公命同，鲁公遇朝廷有大恩宠，则此卒受大责罚，鲁公有小喜庆，则此卒有小谴责，其相反有如此者。又某家生子与鲁公命同，前后差六十年，术者以鲁公之命证之，其家大喜，谓他日必贵，自孩童时恣其所为，后遂酗酒，游荡醉死于水，年止十九。”综合前人之言，足可说明，人之命运，多为人们自握在手。《周书》曰：“皇天无亲，惟德是辅……神所依凭，将在德矣。”墨子尝批判道，若人命运皆已注定，不再耕作与狩猎，人大可因饥寒毙命。故而何来“游说则范睢、蔡泽、苏秦、张仪等，徙步而为相；征战则孙膑、白起、乐毅、廉颇等，白身而为将”。（语见清人赵翼《二十二史札》）为此，《诗经》哀怨而歌曰：“上帝板板，下民卒瘅。出话不然，为犹不远。”“民今方殆，视天梦梦。既克有定，靡人弗胜。有皇上帝，伊谁云憎？”《楚辞•天问》又反诘曰：“天命反恻，何佑何罚？”

古代先贤圣人，对命运之认识，也各不尽相同。孔子言天命，老子言复命。《荀子•天论》乃曰：“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列子•力命》曰：“死生自命也，贫穷自时也。怨夭折者，不知命者也；怨贫穷者，不知时者也。当死不惧，在穷不戚，知命安时也。”《庄子•秋水》曰：“当尧、舜而天下无穷人，非知得也；当桀、纣而天下无通人，非知失也。时势适然。”唯道教秉承道家无为而无不为之思想，认为命中虽为定数，但变数更大。《抱朴子•内篇•黄白》曰：“我命在我不在天，还丹成金亿万年。”故庄子那种“不乐寿，不哀夭，不荣通，不丑穷”之至高境界，乃绝非常人所能望尘。对于算命术理论之复杂性，司马迁《史记•日者列传》尝曰：“臣为郎时，与太卜待诏为郎者同署，言曰：孝武帝时，聚会占家问之，某日可取妇乎？五行家曰可，堪舆家曰不可，建除家曰不吉，丛辰家曰大凶，历家曰小凶，天人家曰小吉，太一家曰大吉。辩讼不决，以状闻。制曰：‘避诸死忌，以五行为主。人取五行者也’。”关于这些问题，历来都很棘手，让人不知所措。民国《袁树珊命谱》有关命理例证颇多，喜爱者不妨参习之。其次，算命术能够流传至今，其本身就是玉石并存，薰莸同器。尽管不乏著书立说者，更甚者自相矛盾，令后人茫然莫辨。但并非一无是处。前人多为秘授心传于人，故著作书中，隐晦较多。万民英《三命通会》对神煞之论述，也不乏诸多含糊不清，让人匪夷所思。故引来不少命学家对此进行棒喝，特别是清人任铁樵，然其仍不免有坐井观天之嫌。试举一二，丙戌年，师徒二人应邀到一处相阴宅。墓中亡人葬于甲申年十月，立壬山丙向。按形、法家之法审视皆无虞。唯日家可察之。师未及言，徒僭妄而曰，此墓葬后，主折伤后人。主人称自葬后，近两年间已伤及三人，皆为腰损足折之事。主人问其故，徒曰，十月立壬山丙向，乃剑锋煞，主伤人也。师曰，汝知何日否？徒曰不知。师曰，此必为庚申或辛酉日也。徒不甚解，因问其故，师曰，剑锋者，属性为金，金者，见火则化，见水则沉，见土则埋，见木则折，唯五行天干地支同步为金者，方可伤人。六十甲子中，盖庚申、辛酉两日，天干地支皆为金也。徒捡历书查对，果如师言。一次，有术士于路旁跟一男士看八字，不取神煞。其人某年正月子时生人，论断之后，被算者认为，家庭事业都较为准确。有路人补充道；“此先生的手足至少摔断过，且时有噩梦不断。”男士大惊，连连称是。算命者不解，旁人答曰；“此八字雷霆煞兼华盖，多与僧道有缘，故多梦不安，日后当多修善业，并皈依玄门，即可避之大吉。按《三命通会》论雷霆煞，正七下加子，二八在寅方……其论相对朦胧，唯时柱准确，年日不取。”术士闻之，叹服不已。古人隐匿之法，由此可见一斑。

算命术，乃为一门综合性之术数文化，涉及范围非常广泛。它融通三教，兼贯九流。古往今来，上至仕宦，下至庶民，趋之若鹜，争相卜问，概莫能外。时下，世人对命理学之研究，一直徘徊不前，尤需慎重。鉴于命理学界良莠不齐，鱼龙混杂，当前尚无承前启后，继往开来之人物，也不乏故弄玄虚，抑人扬己，欺世盗名，夜郎自大之徒。作为命理家，其天职当引导人们积极向上，合理地指导人们趋吉避凶，营造和谐氛围，劝慰人们不以物喜、不以物悲，坦然面对一切，家庭昌吉，社稷才安泰。人生之成败得失，终究是过眼云烟，纵使王侯将相，也不过日食三餐，夜眠八尺。人生百岁皆是死，盖世间凡夫俗子，皆无法擅越。放眼人间，古今命理学家，何其之多，毕竟无人能了断生死，细忖之下，岂不悲夫！爱因斯坦尝云：“人的三重境界，最终还是往宗教走。”堪叹人之命运轨迹，竟悉从宗教之化。因此，智慧人生，世人自当师宗孔子之“畏天命”意识，不得过分贪嗔，心存非分之想。方可利人利己，反之则有玩火之危。更兼怀老子顺应自然规律之乐观心度，从容应对人生各种境遇，犹不失为遵循天地之道。命理学为一门复杂之术数文化，置身于当世社会科学里与人类自然科学之中，以及案于各种宗教面前，是为微不足道。故人们不必因命运之坎坷而心生怨尤。也不可因命运之青睐而泯灭良知，以致乐极生悲。保持平和心态，于富足之中援手他人，于逆境之中鞭策自己，踵继儒家“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之乐观思想，成就自己之人生，面对神秘之命运，不卑不亢，泰然处之。以慈悲之心、博爱之心、平凡之心，开启命运之桎梏，使命数中之定数，自然重新衍生出变数来。人有善念，天必佑之。正是因为我们置身于错综复杂之命运当中，经过不断之历练与探索，俾使我们全面地认识了这个世界，并推动整个人类社会之不断发展和进步！（来源：《论道》创刊号；钟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