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参观都江堰二王庙，还是阅览介绍它的文章、影视，我们都被告知：二王庙早先称“崇德庙”，原是纪念古蜀帝杜宇（即望帝）的祠庙，南朝齐明帝建武年间（494—498），益州刺吏刘季连迁“望帝祠”于郫县，才改祀李冰于此，称为崇德庙。

笔者初听此说时，觉得蹊跷，望帝是怎么与二王庙结缘的？近来整理二王庙史料，发现二王庙古为望帝祠的说法出现得并不早，人们通常引用道光丙申（1836）孙錤《岷阳古帝墓祠后志》卷七之“蜀人祀李冰，考其遗迹，则灌口之李冰庙，即杜宇之故址。齐建武中，自灌徒郫” ，及光绪丁未（1907）钟文虎修、徐昱、高履和纂《灌县乡土志》之“古有望帝祠，旧址在今崇德庙。齐建武中，益州刺史刘季连移建于郫，而以祠址地改崇德庙，祀李公，相传至今”为据，说明二王庙与望帝祠的关系。可是笔者查阅史志，从唐《元和郡县志》到清《嘉庆重修大清一统志》都没有找到类似的说法，不知孙錤是如何“考”出那一结论的？钟文虎等人是如何知道由刘季连移建的？

《元和郡县志•成都府•导江县》载：“望帝祠：在灌口镇城内。李冰祠：在县西三十三里。” 而“灌口镇在县西二十六里”，按导江县治所在今都江堰市聚源镇导江村，显然灌口镇的望帝祠与玉垒山李冰庙（即崇德庙）并不在一处。《嘉庆重修大清一统志•成都府二》载：“望帝祠：在府西南五里。《寰宇记》：‘齐永宁末，刺史刘仲连置。’又：有祠在导江县二十里灌口镇。”乐史《太平寰宇记》原作：“望帝祠，在府西南五里，齐永宁末刺史刘仲连置。”又：“望帝祠，在县西二十六里灌口镇。”按南齐无永宁年号，刘仲连亦不可考。南齐年号中有“永”字的，计有武帝永明（483-493）、明帝永泰（498-498），东昏侯永元（499-501）。此间任（益州）刺史的刘姓为刘季连（建武四年任），而非仲连（参见《梁书•刘季连传》）。则永宁大致是永泰之误（万廷兰本作永康。泰、宁、康字意相近，或是避讳之故而改），仲连为季连之误。由是我们得知刘季连所建置之望帝祠，在成都府，而不在郫县；大约在永泰年间，而不是建武年间；与灌口镇之望帝祠关系不明，与玉垒山崇德庙更扯不上什么关系。

会不会是孙錤有确凿的资料作凭据，而得出二王庙曾是望帝祠旧址？笔者带着疑问继续查阅。

罗泌《路史•蜀山氏》注语说：“今杜宇庙在益治北五里，永平桥西。齐建武中，刘季连自灌口镇城内徙此。” 说成都望帝祠由刘季连从灌口镇移建，时间在建武年间。《郫县志》卷三十七钱炘和《为岷阳新庙望丛古帝请崇祀典疏》说：“（望帝）旧有庙在邑南，去郭一里，齐建武时刺史刘季连自灌口镇移建。”则说刘季连移建望帝祠之地在郫县。更甚者，《典疏》说：“蜀人崇祀李冰，考其遗迹，则灌口之李冰庙，即杜宇之故址。齐建武中，自灌徒郫。” 此《郫县志》为嘉庆十八年（1813）版，道光二十四年（1844）补刊本。据同书成都知府张日晸《岷阳新庙望丛帝碑》（《岷阳古帝墓祠后志》亦收入）载，道光二十二年（1842），望丛帝祠祀典才得到批准。显然可见，道光年间才有人将李冰庙与望帝祠相提并论。郫县与都江堰相距甚近，郫县人大致不会出现将玉垒山李冰庙与灌口镇城内望帝祠相混之事（灌口伏龙观祠李冰的时间大约开始于五代，“灌口李冰庙”自然不指此处）；成都府与灌口镇之望帝祠并非一地，学人自也明知。笔者估计大约是当时人们为了抬高望帝，增崇其德，才有意混淆，作此移花接木之举，谓刘季连所置之望帝祠，其遗迹乃在李冰庙。孙錤之说大约本于《典疏》等，而不会有其他的资料。钟文虎等人之说，同样也只是对《典疏》等的增益而已。遗憾的是，当今学者失察，而导致媒体纷纷传讹。

由此可知，《岷阳古帝墓祠后志》与《灌县乡土志》所说是靠不住的。如果我们从望帝传说、1974年都江堰鱼嘴附近外江出土的东汉李冰石像与相关史料分析，也得不出二王庙曾是望帝祠旧址的说法。我们只会得出这样的推论：二王庙原本就是纪念李冰的祠庙。李冰祠最初大约建在李冰石像出土的沙洲地方，后来因水患才移建于山上。

《丛书集成续编》第225册，539页。新文丰出版公司，1988年。